关于当前在押犯的申诉心理透析

河北省保定市北市区检察院 李振东 宋丽红


申诉，是法律赋予罪犯的一项政治权利。对此，《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和检举的权利；《监狱法》也规定，罪犯对生效的判决不服的，可以提出申诉，并对罪犯申诉的处理程序和结果反馈作出了明确的法律表述。这些规定不仅为监狱在处理罪犯申诉问题上提供了法律依据，而且对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刑罚执行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不断加强，法律程序的日臻完善，执法环节的逐步细化，监管场所罪犯的申诉数量呈下降趋势。但仍有部分人员申诉不断，这本在情理之中。笔者作为检察机关驻狱工作人员对这些申诉进行透析后发现，罪犯申诉动因各异，有关部门在处理申诉问题上亦有生硬，草率之处。因此撰写拙文，以期引起有关部门的关注，切实做好刑罚执行和监管场所的稳定工作。
一 .当前罪犯的申诉心理状态
申诉，是公民对有关自身或他人的权益问题，向司法机关或有关国家机关申明理由、请求处理的行为。申诉可分为诉讼申诉和非诉讼申诉。罪犯在监狱所提出的申诉，属于诉讼申诉，正确行使申诉权，有助于及时纠正冤假错案，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有助于罪犯知法懂法，认罪服法；有助于严肃监规纪律，维护监管改造秩序的稳定。
当前监狱押犯在申诉问题上，主要受以下几种心理支配：
1． 罪刑不适当，罚不当罪，导致申诉。罪责刑相适应是我国刑
事立法的一项基本原则。准确查明犯罪事实，正确适用刑法，惩治犯罪是维护司法公正的严肃问题，但由于各种原因一时还无法从根本上杜绝适用法律不当，冤枉无辜的现象发生。有些犯罪嫌疑人犯罪事实没有查清。证据不足，本不应定罪量刑，但依然被判决入狱，有的罪犯虽然触犯了法律，但从情节和后果看，与事实有明显出入。审判机关认定事实有误，或适用法律不当而轻罪重判量刑畸重。这两种现象在当事人诉讼期间上诉未果的情况下，导致入狱后提出申诉。
2． 对法律无知，思想偏见，导致申诉。有的罪犯本身就因法制
观念淡薄法律意识不强而犯罪，入狱后虽然学习了一些法律条义，但采取实用主义态度运用法律，或认识偏颇曲解法律，或断章取义肢解法律，对于司法机关的公正判决疑惑不解，造成无知申诉。例如：罪犯某甲因抢劫、盗窃、流氓数罪并罚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在服刑期间通过教育主动交代了与他人合伙杀人的余罪。查实后法院从轻判处某甲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但该犯片面理解法律，认为自己交代余罪是自首行为，揭发他人犯罪是立功表现。不应再判死缓，而应在原判刑期以下量刑。于是大呼上当，多次提出申诉。
3． 混水摸鱼，心存侥幸，投机申诉。某些罪犯明知自己的犯罪
行为给社会或他人的生命财产造成一定的危害，对司法机关的公正判决也曾表示认罪服法。但入狱后面对严格的监管环境和艰苦的改造生活，情感世界发生了变化，原来的悔罪意识消退；好逸恶劳的旧病复发，纸醉金迷的故态重萌。心里觉得反正申诉也不加刑，何不碰碰运气，万一能够改判岂不是更好，于是对枝尾末节的证据添枝加叶，向有关部门进行申诉，侥幸企盼好运的到来。有的罪犯原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关系网”，入狱后想入非非，企图运用自己的影响和关系，通过申诉的渠道来改变目前的状况，逃避法律的惩罚和艰苦的改造生活。
4． 蔑视法律，抗拒改造，变态申诉。有的罪犯本身反社会意识
极强，他们的这种心理定势并不因犯罪锒铛入狱而终结，相反在狱内不时顽固表现出来，如有的罪犯入狱后抵触情绪强烈，有罪不认，违反监规，对抗改造，预谋脱逃或闹监；有的虽然不敢公开对抗，但却借申诉之名，行泄愤之实。采用颠倒事实，隐瞒真相，无理胡缠的手段大肆发泄心中对处罚的不满，干扰政府机关的正常工作。这实际上是他们根深蒂固的反社会人格在特定环境的心理折射。
二．对待申诉各方所持态度
罪犯的申诉因由尽管千差万别，但基本态度只有两种即正当申诉与无理申诉，不管申诉理由能否成立、申诉态度是否正确，申诉事实一旦形成，就会在各类人员中产生不同的反应。
罪犯作为申诉人，申诉前，一般要收集材料、探听渠道、了解有关申诉的法律知识，并且花费相当的精力撰写申诉材料，有的还可能在犯群中和干警面前制造些申诉舆论，也有的通过会见通信让家人代为申诉。在申诉期间又担心申诉书到不了检察官、法官手里，极力渴求申诉的结果。这期间，他们心神不安，坐卧不宁，无心参加生产和集体组织的各项活动，特别是确有冤情的罪犯上述反应尤为明显。有的长期申诉未果，还会萌生自杀或铤而走险逃出监狱向法院要说法的念头，这些行为表现和思想动态无疑对监管改造工作是十分不利的。
监狱警察，作为直接管理罪犯的执法着，绝大部分能够正确对待罪犯的申诉，依法办事。但也有极少数干警存有错误的认识和作法。有的干警持无所谓的态度，认为既然申诉是罪犯的权利，不让申诉是违法的，对罪犯申诉采取不支持、不过问、不把关的三不政策。你写我就照转，你闹我就批评，失去了许多通过审查申诉，了解罪犯真实思想的机会。有的干警看到罪犯申诉就反感，不加分析一概排斥。认为申诉就是不认罪服法，动辄批评训斥，甚至把罪犯的申诉看作是麻烦，搁置起来。须知这种做法是违法行为。有的个别干警把允许罪犯的申诉看成是自己对罪犯的关照和恩赐，或大包大揽，或以不予转递材料反映情况相要挟，借机向罪犯索钱要物。这种做法情节严重着就构成渎职犯罪。
检察机关作为负有监督职责的执法机关，在办理罪犯申诉方面，也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重视不够，监督意识薄弱。表现为对罪犯的申诉感到无能为力，爱莫能助 ，加之了解情况甚少，因此只是被动接诉，形成申诉受理多，立案复查少，抗诉更少，甚至只转不办的状况，二是法律监督的方式单一，监督效果不够明显。注重案件实体方面的事实、证据及定罪量刑问题，忽视对法院审判程序是否合法的监督；重视对重罪轻判，有罪判无罪的案件进行监督，对于轻罪重判、无罪判有罪的案件往往不予重视。此外，有的同志思想认识有偏见怕有越俎代庖或鼓励申诉之嫌，不愿在罪犯中进行有关申诉知识的法律咨询和法律宣传。
凡此种种，都是与法律的立法本意及不相容的，需要采取有效措施认真加以纠正和克服，从而切实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三．正确运用法律，恰当处理申诉。
对罪犯提出的申诉处理，是一个法律性，政策性及强的问题。法律明确规定的应当严格依法办事；法律有原则规定，但没有具体内容的，在处理申诉时应当以不违反法律原则为前提；法律尚未规定的，可以在依法办事的同时，从实际出发，努力摸索出成功经验，逐步加以规范化。在具体工作中，要着重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 区别情况，分别对待。在严格依法办事确保罪犯申诉权利的同时，要根据不同情况，作好罪犯的思想教育工作。
对据理申诉的罪犯，要给予理解和支持。除及时将罪犯申诉材料转送有关司法部门处理外，还应注意主动向受理机关提供罪犯本人的有关情况，以利于承办人尽快掌握情况。同时还应注意适时催办，主动询问处理结果，必要时还可以在人力、物力方面予以相应的配合。
对于误解法律而提出申诉的，要耐心进行说服教育，劝其自动息诉；对于无理申诉的要进行批评教育，指出其无理申诉的危害，促使其认罪服判，自动息诉或撤诉。
对于滥用申诉权，有罪不认，故意捣乱，喊冤叫屈。无理取闹，有意制造混乱，混淆视听的罪犯，要给予严厉批评，屡教不改者，应按有意破坏监管改造秩序依法论处。
2． 教之以规，导之以行。结合思想教育和法制教育对罪犯进行普遍的申诉知识教育。向罪犯讲解提出申诉的基本程序，基本内容和要求。使罪犯认识到，在申诉权问题上，从法律角度讲，有个切实保障的问题；从罪犯个人讲，有个正确行使的问题。罪犯应当在珍惜这一权利的同时学会正确使用。不得滥用申诉权，借申诉之名，有意制造混乱，破坏监管秩序；巴不得在申诉期间拒绝服从狱政管理和逃避生产劳动。通过教育使罪犯的申诉权利行使建立在符合法定条件的基础上。
3． 秉公执法，提供方便。监狱干警和检察机关工作人员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罪犯行使申诉权提供便利条件。
首先，要转变观念，强化监督意识，加大办理罪犯申诉案件的力度。要从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的高度来看待此项工作，提高对办理此类案件重要性的认识，增强对法院判决、裁定实行法律监督的主动性和自觉性，把落实罪犯的正当申诉和平息无理申诉工作当作一件事关人权保障，关系监管秩序稳定的大事来抓。
其次，要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实际认真听取罪犯的口头申诉，仔细审阅罪犯的申诉材料从而全面了解和掌握罪犯的思想动向。
再次，建立和完善狱务公开，检务公开制度。疏通申诉渠道为正当申诉创造宽松的环境，在罪犯集中区域设立宣传栏和申诉控告箱，由监狱干警和检察机关工作人员定期给罪犯上法律课，并建立接待日制度，接受罪犯的申诉咨询。
总之，正确处理罪犯申诉问题是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有效手段。只有掌握罪犯的不同申诉心理，才能有针对性的做好工作；只有提高正当申诉的比例，才能做到不枉不纵，保证司法公正性和严肃性；只有做好不当申诉的息诉工作，才能维护监管场所的稳定，减少社会不安定因素。掌握罪犯申诉心理这项工作虽然在整个监管改造工作中比重小，很具体，细微，且涉及人员较少，但事关国家法律，党的政策能否正常实施和执行，因此我们必须努力做好。

关于完善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再思考

黄启军


内容摘要：民事再审程序，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依据法定程序与法定条件进行的补救程序。其具有区别于一般诉讼程序的特征，即针对已生效裁判、不增加审级和补救性等。再审程序，是为保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保障法院审判活动的合法性而存在的，并且符合权力制约与监督、权利救济等现代司法理念。我国现行再审程序，突出的问题，一方面体现了立法理念的偏差；一方面体现了再审程序制度的设计上的缺陷。进一步完善现行民事再审程序，成为了理论界与司法实务界所共同面对的难题。民事再审程序的立法指导思想、再审程序引起的途径和再审程序的申请事由，正在作为现行再审程序一系列问题中的突出焦点。对这三个问题的分析和解决，将对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完善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关键字：民事诉讼 民事再审程序 再审事由

目 录：
一、民事再审程序概述
（一）民事再审程序的概念与一般性特征
（二）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历史沿革
（三）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法理依据
（四）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意义
二、现行再审程序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一） 对民事再审程序指导思想的反思
（二） 引起民事再审的主体过于繁杂
（三） 我国民事再审事由的设计存在一定缺陷
三、完善我国民事再审程序思考的建设性回应
（一）转换民事再审程序的立法指导思想
（二）适当调整引起民事再审程序的途径
（三）重构民事再审的事由


绪论：
加强民事审判监督，防止和纠正错误的生效裁判，以确保案件的质量，一方面对于推动法院审判工作顺利开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对于保护诉讼当事人合法权益，也具有重要作用。然而人民法院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所作出生效判决和裁定具有既决的效力，在通常情况下，不容许当事人再行争议，也不容许人民法院随意撤销或者变更。众所周知，这种既决效力的权威性来源于法律的强制性和裁判自身的公正性，即裁判本身必须是正确的。为此，我国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从而一方面为依法防止和纠正错案，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提高办案质量建立了有效的法律监督机制；一方面为确保法律的公正性和权威性，巩固司法机关的公信力提供了有力的法律保障。
民事再审程序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即不是每个案件必然的审判程序，也不同于一审和二审程序。以防止和纠正错误生效裁判为目的的再审程序，就其性质而言是一种对生效裁判进行防错纠偏的程序，是不增加审级的特殊审判程序。各国民事诉讼法对此都有相关规定，不过称谓不一，例如：有的规定为非常程序；有的规定为再审程序；也有的规定为审判监督程序，如我国现行民诉法。然而各国关于民事再审程序德具体规定各有差异。
我国的民事再审程序深受前苏联影响，职权主义色彩非常浓厚。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虽然在削弱职权主义色彩方面有所进步，但在增强当事人程序主体权方面仍显得比较薄弱。随着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我国现行民事再审程序存在的问题也日渐凸现。为反映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提供建设性德回应措施，本文准备从四个部分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主要是再审制度的概述，准备从民事再审程序的概念与一般性特征、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历史沿革、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法理依据以及我国民事再审程序的意义这四个相关方面进行论述与求证。
第二部分，是本论文的重心，即力图分析我国现行民事再审程序所存在主要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
第三部分，主要是谈完善我国民事再审程序思考的一些有益建设性回应。


一、 民事再审程序概述
（一）民事再审程序的概念与一般性特征。
目前，关于民事再审程序的概念及其称谓法学界争议颇多。再审程序是否等同于审判监督程序未有定论。并且长期以来，在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和民事诉讼理论上，这两个概念是通用的[1]。笔者认为再审程序与审判监督程序确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并且建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十六章标题宜改为“再审程序”。首先，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享有审判监督权的法定机关、组织和人员行使监督权，对人民法院生效裁判进行监督的程序。即是指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及其审委会、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和各级人民检察院等国家公权力的代表，对生效裁判进行监督，纠正错误。而再审程序，则是人民法院对已生效的裁判再行审理的程序。再审程序的引起主体上，除由法定机关、组织和人员行使审判监督权引起外，当事人行使诉权也可以引起；并且，笔者认为当事人行使诉权引起再审程序相对于其它则是更为值得注意。所以审判监督程序与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同为再审程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种属关系，不能等同。另外，审判实践中，将审判监督程序与再审程序等同，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依职权启动再审程序体现的是国家权力对诉讼的干预，当事人依诉权申请再审贯彻了当事人处分权原则。二者结合构成我国现行的再审程序，不能只强调法定机关进行审判监督的程序，而忽视当事人申请再审程序。司法实践中也确实对当事人申请再审存在着区别对待。检察院抗诉和法院决定再审的案件可以直接进入再审程序，而当事人申请再审的案件则必须经过再审复查阶段，符合再审条件的才进入再审程序。其显然是对当事人诉权的行使构成障碍，不利于民事再审程序的完善。
因此，笔者认为：民事再审程序是指对于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对案件进行再审的程序；其包括基于人民法院行使审判监督权而引起的再审程序、基于人民检察院行使抗诉权而引起的再审程序、基于当事人行使诉权申请再审而引起的再审程序。民事再审程序，是民事诉讼中一种独立的审判程序，它不是每个案件必经的审判程序，而是在第一审程序和第二审程序之外的，不增加审级的纠正人民法院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错误裁判的一种救济程序。其具有以下特点：
⑴审判监督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没有经过裁判的民事案件，或者判决、裁定没有发生法律效力的民事案件，不能适用审判监督程序。第一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当事人双方发生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第二审程序审理的对象，是未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或者裁定。而审判监督程序的审理对象与这两种程序是完全不同的。
⑵引起审判监督程序发生的原因的特殊性。只有在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判决确有错误的才能引起审判监督程序，如果不能确定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是否错误，则不能提起审判监督程序。
⑶审判监督程序没有专门设置的审判程序。民事诉讼法对案件进行再审，没有专门设置审判程序规定。它有可能适用第一审程序，也有可能适用第二审程序。同时，也没有统一的审级。实施再审的人民法院有可能是原审人民法院，也有可能是原审的上一级人民法院。具体案件由哪一级人民法院实施再审，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决定。
⑷再审程序不是在两审之外增添的审级，而是对确定终审裁判进行补救的程序，具有补充性或从属性。再审程序是重新启动已经终结的诉讼程序，不是一个独立的审级，只有经过第一审程序或者是经过第二审程序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才能进入再审程序。再审程序是尊重一审二审程序前提下对确有错误的生效裁判的补救性程序，其不是当然要引起的诉讼程序，以此具有补充性和从属性。
（二）我国民事再审制度的历史沿革
我国古代没有独立的民事诉讼法，更没有民事再审程序的具体规定，但在如何发现和纠正错误裁判方面，积累了不少实践经验。我国古代历史上“再审”制度的雏形，可以追溯到秦朝的“乞鞫”[2]。这一规定，汉、魏、晋一直沿袭下来。唐以后法律上不用“乞鞫”这个词，规定了不服判决的申诉制度，即”取囚服辩”——意在听取囚犯服判的表示或不服判的申辩，如不服判提出申辩的，就应当重新审判。随后宋、明、清的规定也大体相同。“乞鞫”和“取囚服辩”都是向原审司法机关提出，并由原审司法机关重新审理，如原审机关不予改正，还可以逐级向上级审判机关直至皇帝提出上诉，但不得越诉。
在古代建立了直诉制度，目的是为了使民间的冤情能直达最高统治者（王或皇帝）。直诉制度起源于《周礼》所载的“路鼓”与“肺石”制度[3]。汉朝时，向皇帝直诉形成制度，唐朝时向皇帝直诉制度进一步完善。宋、元、明、清也有“登闻鼓”、“邀车驾”等直诉方式。这些制度为古代老百姓申冤告状、纠正冤假错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4]
清末修法中制定了《大清民事诉讼草案》，但未及颁布施行。民国二十四年《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后经民国三十四年修改，始规定了再审程序。新中国成立后，废除旧法统，其随成为台湾地区现行民事诉讼法。
新中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根据地时期的诉讼制度发展起来的。民主革命初期，调解结案多，民事审判上诉申诉案件很少，但当时仍有再审规定。抗日战争时期《晋、冀、鲁、豫边区太岳边区暂行司法制度》就赋予了第三审法院提审权和再审权[5]。新中国成立后，1954年9月28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组织法》规定提起再审的机关为：各级人民法院院长与审判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上级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上级人民检察院。1982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以部门法的形式，专门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1991年4月9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适用意见》）对再审对象、提起再审的主体、再审理由、申请时效等重要问题作了明确规定，从而形成了我国民事再审制度今天的规模。
（三）设立民事再审程序的法理依据
民事再审程序是对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决、裁定、调解书，发现确有错误，依法再次进行审理所适用的程序。它的建立，一方面是审判实践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有着丰富的理论内涵。有理论依托的程序才有可能成为科学的、正当的程序。
⑴权利救济的必然要求。
“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法律不仅应规定权利的实体内容，而且还应同时配置权利救济的程序内容。救济在本质上是一种权利，即当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时从法律上获得自行解决或请求司法机关及其他机关给予解决的权利。一般来讲，救济方法大致可分为私力救济、公助救济与公力救济。私力救济的本质是权利受到损害的一方凭借一定的暴力或非暴力手段，使自己的某种权利得以实现或补偿，并使对方得到一定的制裁和处罚。它是人类解决冲突的最初形式。公助救济又称为“类法律式”的救济，主要包括仲裁与调解两种形式。诉讼是公力救济的主要表现形式。权利救济由私力救济向公力救济转变的标志就是诉讼的出现，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表现。诉讼救济主要由国家权力通过法律来实现，它是权利救济的最合法、最公正、最彻底和最权威的形式。诉讼救济通过对法定权利的肯定，反复强调权利的价值，不断宣示权利和高扬权利，并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这为权利的充分实现创造了良好的法律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