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汕头市人民政府


汕头经济特区人民防空管理办法

（汕头市人民政府令第59号，已经2002年5月22日市人民政府第十届六十二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现予公布，自2002年7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为加强汕头经济特区（以下简称特区）人民防空建设和管理，提高城市整体防空抗毁能力，保护国家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和《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结合特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特区范围内的人民防空管理工作，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是市人民政府管理人民防空工作的职能机构，负责人民防空法律、法规和本办法的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工作。

各区人民政府及市发展计划、规划与国土资源、建设、城管、财政、教育、公安、科技等部门，依照各自职责权限，协助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做好特区范围内的人民防空管理工作。

第四条特区范围是人民防空重点区域。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会同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建设等部门，根据城区人口分布和战时防护要求，遵照统一安排，合理布局的原则，拟定人民防空工程建设规划，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纳入城市总体规划。

第五条市人民政府负担的人民防空经费，纳入市财政预算，并根据人民防空战备建设的需要和国民经济的发展水平相应增加。

有关单位应当按照国家的规定负担人民防空经费。

人民防空经费应专项用于人民防空建设，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挪用，年度结余要按规定全额结转下年度继续用于人防建设。

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要加强人民防空经费的管理，完善和健全人民防空经费的内部监督约束机制，并定期对人民防空经费的使用情况进行检查，确保专款专用，并自觉接受财政、审计等部门的监督、检查。

第六条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结合特区实际制定防空袭方案。

市公安、交通、建设、卫生、经贸、科技、城管、环保、发展计划、公路、民政等部门应制定相应的保障计划，并报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

第七条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会同汕头警备区确定特区的重要防护目标，包括指挥机关、重要的工矿企业、科研基地、交通和通信枢纽、广播电视中心、桥梁、港口、码头、水库、水厂、仓库、电站、油（气）站等。

重要防护目标的单位应成立人民防空机构，组建防护伪装和抢险抢修队伍，并制定有效的防护伪装措施和应急抢险、抢修方案。

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不定期对重要防护目标的人民防空建设进行监督和检查，被检查的单位应当如实提供情况和必要的资料。

第八条特区人民防空指挥工程，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要求，由市人民政府负责安排建设经费，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建设和管理。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应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公共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和维护管理。

第九条市人民政府鼓励、支持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以各种形式出资建设和开发、利用人民防空工程，并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给予以下优惠待遇：

（一）人民防空工程内的用电按非工业用电价计费；

（二）人民防空通信警报专用频率免缴频率使用费；

（三）对利用人民防空工程设施所进行的生产经营项目，凡符合国家税收优惠政策规定的，经主管税务机关批准，减征或免征企业所得税和营业税；

（四）地下人民防空工程暂不征收城镇土地使用税。

第十条凡在特区范围内新建、改建、扩建民用建筑项目（包括住宅、旅馆、招待所、商店、大专院校教学楼和办公、科研、医疗用房，以及工业建筑配套设施中的员工宿舍、候工楼等非生产性建筑，下同）的，建设单位应按下列规定配套修建防空地下室：

（一）建设10层（含10层）以上或基础埋置深度达3米（含3米）以上的9层以下民用建筑，应修建相当于首层建筑面积的防空地下室；

（二）建设9层以下、基础埋置深度小于3米的民用建筑，应按地面总建筑面积的2％修建防空地下室。

配套修建的防空地下室，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配套建设，所需资金，纳入建设项目投资计划。

第十一条依照本办法第十条规定应当配套修建防空地下室，因下列条件限制不能建设的，建设单位可向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提出易地建设申请，经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并缴纳易地修建防空地下室所需的建设经费（以下简称易地建设费）后，由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统一就近安排易地建设人防工程：

（一）采用桩基且桩基承台顶面埋置深度小于3米（或者不足规定的地下室空间净高）的；

（二）按规定指标应建防空地下室的面积只占地面建筑首层的局部，结构和基础处理困难，且经济很不合理的；

（三）建在流砂、暗河、基岩埋深很浅等地段的项目、因地质条件不适于修建的；

（四）因建设地段房屋或地下管道设施密集，防空地下室不能施工或者难以采取措施保证施工安全的；

（五）地面总建筑面积在7000平方米（含7000平方米）以下的民用建筑。

第十二条易地建设费按以下标准收取：

（一）地面总建筑面积在7000平方米以上的民用建筑，按应建防空地下室的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800元收取；

（二）地面总建筑面积在7000平方米（含7000平方米）以下的民用建筑，属10层（含10层）以上或基础埋置深度达3米（含3米）以上的9层以下的，按首层建筑面积每平方米1800元收取；属其他的，按地面总建筑面积每平方米36元收取。

易地建设费的标准可随物价等因素进行调整，但不得低于特区防空地下室的实际工程造价。具体由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提出调整方案，经市物价部门审核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

第十三条凡属以下情形之一的，经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查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减免易地建设费：

（一）享受政府优惠政策建设的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居民住房，减半收取；

（二）新建幼儿园、学校教学楼、养老院及为残疾人修建的生活服务设施等民用建筑，减半收取；

（三）临时民用建筑和不增加面积的危房翻新改造住宅项目，予以免收；

（四）因遭受水灾、火灾或其他不可抗拒的灾害造成损坏后按原面积修复的民用建筑，予以免收；

（五）法律、法规规定可以减免的其他情形。

第十四条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收取易地建设费时，应取得物价部门颁发的收费许可证，使用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票据，并及时足额上缴财政专户，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

市财政部门应根据易地建设费的入库情况和经财政部门审核的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工程预算，按照实际需要及节约的原则，拨给经费。

第十五条建设单位在报建民用建筑项目时，应按下列程序办理相关的审批手续：

（一）属配套修建防空地下室的：

1、建设单位在完成防空地下室的方案设计图纸或初步设计图纸后，向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申报；

2、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在收到相关图纸、资料后10个工作日内，就防空地下室的建筑面积、等级标准、建设要求等提出方案图纸的审查意见；

3、建设单位凭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审查意见及法定的其他文件、资料，向市规划与国土资源部门申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4、建设单位根据市规划与国土资源部门的规划要求及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方案图纸审查意见，要求设计单位进行防空地下室的扩初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并在施工图完成后报市建设主管部门；

5、市建设部门在组织施工图会审时，应邀请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参与审查，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按规定时限完成防空地下室施工图审查，出具书面审核意见，送市建设主管部门汇总。

6、施工图经会审通过的，由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建设和公安消防等部门按规定办理有关手续。

（二）属不能配套修建防空地下室的：

1、建设单位在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之前，向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提出易地建设防空地下室的申请；

2、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经审查符合本办法第十一条规定条件的，在5个工作日内作出同意易地建设防空地下室的决定；

3、建设单位依照本办法规定向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缴纳易地建设费；

4、建设单位凭人防易地建设费缴纳凭证向市规划与国土资源、建设和公安消防等部门办理有关手续。

凡未经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或未按规定缴纳易地建设费的民用建筑项目，规划与国土资源部门不得发给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部门不得发给施工许可证，公安消防部门不得发给消防安全许可证。

第十六条人民防空工程的建设应遵守下列规定：

（一）人民防空工程的设计，应按《人民防空地下室设计规范》（GB50038－94）、《人民防空工程战术技术要求》和国家现行建筑规范和标准进行设计，并由具备国家规定的工程设计证书和相应人防工程设计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承担。

（二）人民防空工程的防护设备必须采用符合国家规定质量标准的产品。

（三）人民防空工程的质量，应符合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检验标准；建设单位在建设工程中，应自觉接受工程质量监督部门及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对人民防空工程的质量的监督检查。

第十七条单独修建的人民防空工程，由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按国家有关规定组织竣工验收。结合民用建筑修建的人民防空工程，应有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参与竣工验收。

人民防空工程经竣工验收达不到验收标准的，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暂缓验收，并限期建设单位按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进行补救完善。人民防空工程未经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竣工验收或经竣工验收不合格的，工程不得交付使用。

人民防空工程经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竣工验收合格的，建设单位应按规定编制完整的工程技术档案，报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八条人民防空工程竣工验收应符合设计要求和具备下列条件：

（一）关键部位、隐蔽工程施工记录齐全，施工质量达到要求，无隐患，无渗漏水；

（二）所有防护设备符合要求，安装齐全，运转正常（设计指明预留的除外）；

（三）工程回填按设计要求复土完毕；

（四）防护区与非防护区接合部穿墙管线密闭处理符合要求；

（五）竣工资料齐全、合格。

第十九条人民防空工程按照谁建设、谁管理、谁使用、谁维护的原则进行维护管理。

人民防空工程可按照谁投资、谁受益和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原则，根据国家有关规定进行开发利用。开发利用人民防空工程时，不得改变工程主体结构，影响其平战转换及防空效能。

第二十条市有关部门应对人民防空工程的建设给予下列保障：

（一）保障人民防空指挥工程、公共人民防空工程和与其配套的进出口道路、孔口、出入口、口部伪装房等设施以及人民防空主管部门的办公用房的建设用地，并按国防用地处理；

（二）在规划、审批建设项目时应留出人民防空工程进出口部的安全距离；

（三）对连接城市的供电、供水、排水、通信等系统的人民防空设施建设，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二十一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从事以下危害人民防空设施安全和使用效能的行为：

（一）在人民防空工程安全使用范围内进行采石、取土、爆破、钻探、打桩以及其他危及人民防空工程防护能力的作业；

（二）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和倾倒废弃物；

（三）在人民防空工程内生产、储存爆炸、剧毒、易燃、放射性和腐蚀性物品；

（四）在人民防空工程口部专用通道建造建筑物和构筑物。

第二十二条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不得擅自拆除已建的人民防空工程；确因市政建设、旧城改造等需要拆除的，应报经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批准，并由拆除单位负责补建不少于原面积，不低于现行防护等级的人民防空工程，或按现行工程造价一次性给予赔偿，由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择地统建。

第二十三条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负责制定特区人民防空通信、警报建设规划，组织建设和管理特区人民防空通信、警报专用网。

电信、广播电视等单位应根据人民防空通信、警报保障计划，制定人民防空通信、警报传递保障方案，配合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插播警报信号，保证平时试鸣和战时优先传递、发放防空警报。

人民防空专用通信、警报网所需的线（电）路、频率，电信、电力、广播电视、无线电管理等单位应按照战备要求给予保障。

第二十四条人民防空警报设施必须保持良好使用状态。

设置在特区各警报点的人民防空警报设施实行市、区、街道三级责任管理。具体办法由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另行制定。

第二十五条每年6月21日为防空警报试鸣日。防空警报试鸣由市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并在试鸣以前5日发布公告。

第二十六条城市人民防空疏散由市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并根据国家发布的命令实施。

城市人民防空疏散计划由各区人民政府组织制定。预定的疏散地区，在本区范围内的，由区人民政府确定；跨越本区区域的，由市人民政府确定。

第二十七条建设、城管、电力、卫生、公安、环保、交通、邮电等有关部门及红十字会组织应在本级人民政府的组织下建立群众防空组织。

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应根据国家训练大纲和省的人民防空队伍训练计划，组织有关部门安排群众防空组织和专业队伍的训练。训练所需的装备、器材、经费由组建单位负责，特殊性的装备、专业器材由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提供。

第二十八条人民防空教育纳入特区的全民国防教育计划。

广播电视、报社等新闻宣传部门应协助开展人民防空宣传教育。

特区范围内的在校初二级学生必须接受人民防空知识教育。各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负责组织本区域在校初二级学生的人民防空知识教育，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与市教育主管部门应共同制定每年度的人民防空知识教育计划。

第二十九条单位和个人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由市人民防空主管部门及有关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的规定给予处理。

第三十条本办法自2002年7月1日起施行。

经济法与民法的分界点
——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

姓名：孙倩

摘要：正义是人类永恒的理想和追求。法作为实现正义的重要路径，蕴含着人们对于正义的诉求，但是法对社会生活的调整，对于正义的追求却是通过各个部门法来实现的。每个部门法都有其特定的调整范围，担负着特定的社会职能，因此表现在每个部门法中的正义观就有所不同。这种不同主要取决于部门法的形成基础的差异上。作为社会经济和法学共同发展的产物，经济法所调整的社会关系具有其特殊性，这决定了它所追求的价值理念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正义观就不同于其他的部门法。经济法追求实质正义的实现。而形式正义是民法追求的目标。本文将从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不同入手来阐述民法与经济法的分界点。
关键词：正义，形式正义，实质正义，公共利益

一：正义的探索
自从人类社会产生以来，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对正义的追求。正义始终被人们视为人类社会一种最基本的崇高美德和价值理想。坚定不移地捍卫正义这一人类崇高价值，不但为思想理论大家所崇尚，而且深深地植入人类的每一根神经当中。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话说，正义“是绝对的命令，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 正义正是人类这样一种源出的、基于内在冲动而产生的最基本的价值理想。法学自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与正义问题紧密相联系。然而至今为止，正义仍然是一个使人无法捉摸的概念。正如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所指出：“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的脸，变化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具有不同面貌。”①有关正义问题的探讨在人类思想史上由来已久。柏拉图将正义与智慧、勇敢和节制一起构成理想国家的四种美德。正义即具有个人的性质，又具有行为的和事物的性质。所谓正义，即“每个人依照其天生的禀赋承担某一方面的最适合其天性的职责的原则，进而将国家中三种人所达到各司其职，各守本分的状态成为正义。”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在其老师的基础上，详细分析了正义的概念，提出了历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正义理论，认为“正义是全部德行的综合体，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正义寓于‘某种平等’之中，”；②认为正义包含两个因素—事物和应该接受事物的人，大家认为相等的人就应该分配到相等的事物。他把正义分为三种形态，即分配正义、矫正正义和交换正义。而无论哪一种形式的正义，其基本原则都是比例平等，这是正义的普遍形式；而且亚里士多德还认为正义和公平可以弥补法律在概念和具体规定上存在的漏洞。还有思想家将正义解释为一种理想的关系。古罗马法学家认为，正义是给予每个人应得的部分的这种决定而恒久的愿望，如西塞罗称正义体现在“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在古罗马形成了合乎正义的三原则，即正直地生活，不损害他人，各得其所。在中世纪，神学正义论盛行。神学正义论是从神学的角度对正义进行定义。神学正义论代表圣·奥古斯丁认为，真正的正义应是完全超验的合乎逻辑的宗教推断的结果；这种正义只有虔诚的信徒借助于神的恩典才可以达到，而永远不可能在世俗共同体中找到，甚至人间最美好的法律；也只是真正正义的“残法”或“镜像”。这种正义只在于上帝之城，而不在此世。③著名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把正义定义为一种习惯，依照这种习惯一个人以一种永恒不变的意愿使个人获得其应得的东西，服从上帝就是正义；他还认为“法律就以下几点来说可以被认为是合乎正义的，就它们的目的来说，即当它们以公共福利为目标；或就其形式来说即当它们使公民所承担的义务是按公共幸福的程度实行分配时。”④从上我们可以看出，阿奎那的正义观与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是异曲同工，都强调正义与公共利益的关系。近现代的许多法律思想家对正义也有自己的看法，因为正义始终是人类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它与人类的生存、发展及文明的进步息息相关。英国学者斯宾塞将正义归纳为“每个人都可以自由的干他所想干的事，但这是以他没有侵犯任何其他人所享有的相同的自由为条件的。”⑤康德继承了斯宾塞的理论，他认为正义是“任何一种行为，如果它本身是正确的，或它依据的准则是正确的，那么这个行为根据一条普遍法则，能够在行为上和每个人的意志自由同时并存。”法律上的正义“只考虑行为的外在方面，而不考虑行为的其他动机”。⑥正义论的集大成者美国学者罗尔斯，在对洛克、康德等人的正义观念，契约理论进行分析后，提出作为“公平的正义”的理论。在对于一个“原始状态”进行假设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正义所要选择的两个原则：第一：每个人都拥有尽可能广泛的基本自由，只要这种自由与他人所享有的同等基本自由不相矛盾，不相冲突；第二：社会经济利益方面的不平等如果说不可避免，且为社会发展所需要则这些不平等必须受到两个方面的限制：差别对待原则（针对最少受益者）和机会公正平等原则。⑦后来他在《政治自由主义》一书中，又重新表述了这两个原则：“甲：每一个人对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之安全充分的图式都有一种平等的要求，该图式与所有人同样的图式相容，在这一图式中，平等的政治自由能且只有这些自由才能使其公平价值得到保证；乙：社会的和经济的不平等要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们所从属的岗位和职位应在机会均等条件平等下对所有人开放；第二，它们要最有利于那些最不利的社会成员。”⑧在这两个原则中，罗尔斯认为第一个原则优于第二个原则。20世纪末又出现了一种“经济正义论”，强调正义与否的关键在于能否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判断行为制度是否正义或善的标准就在于它们能否使社会财富最大限度化。
综上所述，诚如纯粹法学派凯尔森所说：“自古以来，什么是正义这一问题是永远存在的。为了正义问题，不知多少杰出的思想家绞尽了脑汁，可是现在和过去一样问题仍未解决。”⑨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正义的标准是历史的，变化的，多元的，和相对的。从根本上讲，凡是符合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要求的，即为这个社会“公认”的，就是正义的。因此所谓正义，就是对一定社会现有经济关系的观念的反映，是人们对某种状态的评判及一种理想追求。依据不同的标准，正义有不同分类，如：分配正义与矫正正义，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等。由于篇幅所限，以下笔者仅就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作一分析。
形式正义是一种抽象正义，它不管制度是否正义，只关心制度的实现。因而是一种表面的正义。按照罗尔斯的说法，形式正义就是对原则的坚持，是对体系的服从，如对每个人同样的对待就是形式正义。形式正义论代表佩罗尔曼认为：“所谓形式正义就是要求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人，就是同一基本范畴的人都应受到同等待遇的活动原则。”对每个人来说，正义总是意味着某种平等，形式正义笼统地说，就是抽掉了正义的实质内容，要求不管人们出自何种目的，不管在何种场合，都要以同种方式待人。正义意味着平等，意味着同等待人，形式正义就是给予属于同一“基本范畴”的人同样待遇。实质正义是指每个人根据优点对待，根据工作对待，根据要求对待，根据身份对待，根据法律权利对待等，它着眼于内容和目的的正义性。由此可以看出法的形式正义是把所有人放在一个水平线上，赋予同等的权利与义务，它在乎的是形似的平等、强调的是普遍性，而不着眼于结果是否公平及特殊性。恰与其相反，法的实质正义兼顾了形式与结果的平等与特殊性的强调。
二：实质正义与形式正义—经济法与民法的分界点
法的价值在于实现由一定经济条件所追求的正义，自由和秩序的要求。经济法与民法也不例外。但不同的部门法又因为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不同而形成不同的正义观。民法法系从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矫正正义中发展了形式正义。形式正义从根本上说是和法律普遍性联系的，它要求同等的人给予同等对待。形式正义导致了对普遍性法律调整的依赖，立法者孜孜以求得以体现形式正义的规则及其实施标准。民法对于任何主体参加民事法律关系，都确认其平等，平权的地位，不承认身份和权力的特权，并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保证当事人在权利行使和自由活动中的真实意思表示和自愿接受约束的意思得以实现。在民法中形式正义表现在：第一，法律规范本身的逻辑体系形式的追求，试图构建“欧几里德”式的法律规范体系，建立“类科学”的法律制度。第二，在具体实施中强调同等的对待所有情况相类似的人，以契约为代表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其典型表现。从根本上说形式正义是追求理念化的概念体系的结果，这种思维方式使法律思维中忽略了社会运动和现实生活中各种情况的具体性和复杂性。而随着组织的深化和扩大，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国家不得不积极参与到经济生活的管理、调控和运作之中。形式正义引起社会实质不公正，导致了新的正义观及相应法律规范的出现，经济法正是其中一种，它所要实现的法的价值首先在于实质正义。实质正义是相对于形式正义而言的，强调对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人给予不同的法律调整。经济法，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国家协调本国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发生的”，这种社会关系既不同于民法所调整的市民社会中平等主体间所形成的具有的私法自治性质的社会关系，又区别于公法所调整的政治国家领域中主体间所形成的具有隶属性质的社会关系。首先，因为经济不仅是市民社会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现代政治国家所关注的主要领域，国家在协调经济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跨越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大领域。这种社会关系打破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分别有私法和公法来调整的相对独立的二元社会结构，把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通过对经济的调整联系、交织在一起。经济法与只调整产生于市民社会的或产生于政治国家领域的社会关系的公法或私法是有很大不同的，它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产生于涵盖了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整个社会。其次，国家对协调经济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关系的调整具有引导性、间接性和促进性的特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于经济的协调要符合经济发展的规律，要有适合经济发展的调控政策和方式，这主要表现为国家利用宏观调控政策和措施对经济活动进行引导、促进。这表明，经济法的制定与实施是建立在人们对于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科学理性的认识基础上的，有利于经济利益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合理分配，促进社会利益的整体提高。与此不同，民商法重视传统、习惯和风俗的作用；行政法虽旨在控制行政权力的行使，但是在行政机关与相对人之间的关系上却确定了行政优先的做法，这多少有些先入为主的意味。再次，国家对于经济的调控是以社会为本位的，着眼于社会的整体利益。社会整体利益的提高并不应是功利意义所倡导的社会利益总体数量的最大化，而应当是平等意义上的全体社会成员利益的普遍增加。但是平等意义上的社会整体利益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平均主义，它不会使任何社会成员的现有处境变坏。可以说，平等意义上的社会整体利益并不要求个体利益为社会利益做出牺牲；它强调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取向上体现出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的选择。相比而言，民事关系“私法自治”的品格是建立在近代民法基础的平等性和互换性两个基本判断上的，构建于“个体是其利益的最佳判断者”的个人本位之上的。但是经济学的常识告诉我们，个体经济理性的总和却往往不等于整个社会的经济理性，因为个体的经济理性的着眼点并不是社会的整体利益。即使在某种程度上实现社会财富的增加，这种增加也与经济法所追求的社会整体利益的增加存在着质的区别。因此经济法由于其产生的特殊背景及其担负的使命使其从出现之处就建立在实质正义的理念基础上。经济法尤其是我国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经济法的实质正义观在于社会范围内的实质性，社会性的正义公平。这种正义观是一种追求最大多数社会成员的福利。经济法的实质正义要求根据特定时期的特定条件来确定它的任务，以实现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利益和发展。如：在经济法的经济责任制当中，一方面和传统部门体系一样，行为人违反义务要引起否定性评价；另一方面它体现为一种积极的角色责任，强调特定的身份职务所具有的权利（力）、职责，这是对经济法追求实质正义的一个很好诠释。
实质正义体现法律调整手段的多样化。经济法正是如此，它既不是私法也不是公法而是公私交融的第三法域，由于介入了公权力，使其法律调整手段出现多样化。形式正义追求法的普遍性调整，不断在法律规则及实施标准中寻求平衡点，但社会的发展使其不得不形成种种特例，而实质正义的出现使立法者和社会赋予执法者不同程度的自由裁量权，执法者不仅根据普遍性规范来解决问题，同时也根据个别情况，个别主体，个别案情作特殊调整，体现了实质正义的要求。实质的法律调整手段多样化更体现在经济法为纠正社会不公而采取的种种积极措施或手段上。民法中的形式正义只要实现平等对待就足够了，经济法的实质正义则不同，形式正义的平等对待和针对各种主体设定的标准可能违背其要求，因而它可能采取对特定主体而言在形式上，表面上不公正但求结果和实质公正的措施。这种措施既可以是法律的规定对于不同主体有所倾斜，或者规定模糊，或只作原则性规定，并要求执法者根据实质正义在适用具体或不具体法律规范时进行自由裁量。在经济法中从有关经济管理，经济活动到维护公平竞争的规范制度无不体现经济法的价值追求。实质正义虽是相对与形式正义而言的，但两者并不相背。实质正义包括形式正义的内容，但克服了形式正义产生不公的缺陷。
民法和经济法在经济关系调整中是相辅相成的，民法中“诚实信用”，“公共道德”和“公序良俗”条款等，是经济法与民法的分界与连接点。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买方之间、卖方之间和买方与卖方之间就商品、服务、价格、质量及其他条件进行的较量有民商法调整，而当这些竞争不利于经济发展时，垄断及出现消费者利益受损时，经济法就会登上舞台承担起维护竞争及公众利益的责任。民法追求交易双方的自由、平等，“水平公平”是其追求的目标，只要市场竞争中大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不管结果如何都认为是公平的，正义的，所以它是以形式正义为价值目标。经济法是建立在“垂直公平”的理念上，强调现实经济活动中参加者的能力及财力的差异要求对不同的情况不同对待，以实现结果正义，所以经济法所追求的正义才是实质正义。
三：结论
总之，一种法律是否正义在于它是否能维护共同体的善。民法以个人利益为本位，所有规制旨在保证个人利益的充分实现，使人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经济法是以社会利益为本位，一切规制以社会利益为出发点。民法给每个人主体以平等权利为基础，认为机会均等就算公平，正义。这种正义忽视了市场行为参与者事实上可能存在的不公，如作为买方的单个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地位，如果按民法理念它们处于平等地位，享有相同权利承担同样义务，看似很公平正义，但由于二者资源占有等方面事实上的不平等，以同样的法律规范规制它们会产生很不公正的后果。但经济法的正义延伸到结果公平正义，通过《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规范及税收制度、财政转移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调节社会发展的不公，贫富差距，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如国家推行的西部大开发政策和立法正体现这一点。而民法对此无能为力。民法追求形式正义， 经济法追求实质正义，从这点上说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是二者分界点但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不是相背的，不能把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人为的割裂开来，否则一个法律部门的作用和功能就有可能背离人们对该法律部门的期待。如果只讲求形式正义，就会出现“这种形式的平等会将某些结果排除掉”。也可以这样说，同等对待相同情况的个体，在很多情况下不会出现人们所期待的平等结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原本处于相同情况的市场个体，有的个体会因为技术优势、管理优势或资本优势在竞争中脱颖而出，逐步取得在市场中的优势地位或垄断地位。如果该市场个体滥用其市场支配地位，则限制了竞争，剥夺了其他市场个体的平等竞争机会，该企业已和其他企业不处于相同的竞争地位。这一变化要求法律对该企业进行区别对待，以保证社会公众对形式正义所产生的结果的公正性的期待。从这一角度来讲，实质正义是形式正义的补充和保障。同理，离开了形式正义所讲求的同样情况同样对待这一大前提，片面的讲不同情况不同对待的实质正义，其普遍性和合理性就会受到质疑，所以只有形式正义和实质正义在一个法律部门中充分地结合，才能保证该法律部门在社会的认可和实施。


参考书目
① [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252页。
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48页
③弗里德里希《超验正义—宪政的宗教之维》三联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④阿奎那《阿奎那政治著作选》马清槐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20-121页
⑤转引[美]E•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邓正来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版第255页。
⑥康德《法的形而上学原理—权利的科学》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40—42页
⑦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
⑧罗尔斯《政治自由主义》，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
⑨转引张文显《二十一世纪西方公法哲学思潮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5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