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驰名商标还是中国名牌产品

我国加入WTO后，开始品尝到不注重知识产权的苦果，在商标方面，国内著名的商标在国外纷纷被抢注，一个简单的商标，微不足道的注册费用，轻而易举地将中国的名牌产品阻挡在国际市场外，政府意识到扶持国内品牌的重要性，大力支持企业申请驰名商标。当这些企业为申请驰名商标忙碌时，他们发现还有一个“中国名牌产品”两者相类似，不知道该申请那个好。

国家工商局和国家质检总局对商品都有监督管理权，一般的分工是工商局管流通环节，质检局管生产环节，他们由于权利有交叉处，似乎一直不太友好，公共的利益被两家单位作为争斗的部门利益，从外部看来质检局总是能从工商局权限范围内分到一杯羹。在驰名商标方面两家又较上劲了，你工商局搞驰名商标，颁布《驰名商标认定和保护规定》，我就来个“中国名牌产品”自行颁布《中国名牌产品管理办法》。

驰名商标是有来历的，在相关国际公约里都有规定，最早见于《巴黎公约》，在《Trips协议》中也有规定， 1999年6月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审查通过了《保护驰名商标条款》。我国加入WTO对保护驰名商标是有承诺的，为此专门修订法律/法规与世界接轨，体现在工商局颁布的《驰名商标认定和管理暂行规定》修订为《驰名商标认定与保护规定》，这个修订可不仅仅将暂行两字去掉，让法律从暂时的规定变成长久有效的法律那么简单，这一变化是根本性的，体现在将管理改为保护，对驰名商标的认定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根据以前的规定，驰名商标由工商局主动来认定，那么被认定为驰名商标将成为商标领域最高的荣誉，驰名商标就是个荣誉称号，突出的是政府对驰名商标的管理。这种认定充满行政色彩，当然免不了有权利寻租的嫌疑。而修订后的规定将认定方式改为“被动认定”“个案有效”，也就是工商局不再主动地认定某个商标为驰名商标，而让商标持有人自己来申请，被认定的驰名商标只对具体的案件是有效的，也就是这个驰名商标称号是个相对的称号，只对某个案件而言才是驰名商标，现在的法规突出的是对驰名商标的保护。这一改变还原了驰名商标的本来面目，与世界接了轨。驰名商标是有法律出身的，是个世界范围内都认可的东西。1989年，北京市药材公司发现其“同仁堂”商标在日本被抢注。该公司遂以“同仁堂”系驰名商标为由，请求日本特许厅撤销该不当注册的商标，日本有关方面要求中方提供“同仁堂”系我国驰名商标的证明文件。为了保护我国商标在他国的合法权益，商标局在做了广泛的社会调查后，于1989年11月18日正式认定“同仁堂”商标为我国驰名商标。日本方面认可了中国政府的认定，撤销了“同仁堂”在日本的不当注册。

“中国名牌产品”找不到国际公约的出处，也找不到我国的法律渊源，一般人理解为是质检局为分工商局驰名商标的羹，本人没有太多的资料，不便进行评论，对于“中国名牌产品”这个新的东西，这里仅仅通过国家质检局颁布的《中国名牌产品管理办法》来了解一下。该办法第二条对“中国名牌产品”做了解释：“是指实物质量达到国际同类产品先进水平、在国内同类产品中处于领先地位、市场占有率和知名度居行业前列、用户满意程度高、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的产品。”这个概念和驰名商标是不同的，驰名商标突出的是为相关公众所熟知，而“中国名牌产品”强调的是产品质量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驰名商标指的是商标，一种无形的知识产权，而“中国名牌产品”指的是产品实物，这也是不同的。但是“中国名牌产品”却受到众多的非议，人们认为“中国名牌产品”评选是利用政府资源进行不正当竞争，更有言论指责其为政府参与的不正当竞争。很明显“中国名牌产品”的认定方式沿袭了驰名商标以前的评定方式，将“中国名牌产品”的称号作为一种荣誉称号，符号化了，而申请的企业透过此“荣誉称号”装饰产品，作为产品行销的利器。很显然在充分市场化的竞争领域，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荣誉称号的评选是不合时宜的，人们对其指责不无道理。国内都不认可“中国名牌产品”，在世界其他国家对这个中国自行认定的“中国名牌产品”是不给予法律上的认可的。

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产品”不同的法律出身，在法律后果上的不同。驰名商标将获得比普通商标更加宽泛的保护，对驰名商标的保护将延及其他的类别，驰名商标的保护方式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拒绝和取消注册，二是禁止使用。具体表现在：1、如果某商标或该商标的主要部分被在与使用某驰名商标的商品和/或服务相同或类似的商品和/或服务上使用、提出注册申请或注册，而该商标或该商标的主要部分构成对该驰名商标的复制、模仿、翻译或音译并易于造成混淆的，该商标将拒绝注册，即使获得注册将被禁止使用。2、如果某企业标志或该企业标志的主要部分构成对某驰名商标的复制、模仿、翻译或音译，与驰名商标发生冲突，该企业标志将被禁止使用。3、如果某域名或该域名的主要部分构成对某驰名商标的复制、模仿、翻译或音译，且该域名是依恶意注册或使用的情况下，驰名商标注册人有权请求主管裁决，对发生冲突的域名进行注册的机构撤销注册，或将其转让给驰名商标注册人。“中国名牌产品”如果被别人假冒，《中国名牌产品管理办法》并没有为“中国名牌产品”提供法律上的保护，在法律上“中国名牌产品”并不被认可。

勿庸置疑，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产品”对普通民众和商家而言，有个共同的特性就是都被看成是一种荣誉，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拥有他们意味将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将增加销售量。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产品”侧重点不同，申请的单位不同，就意味着这两者是不冲突的，也就是获得了驰名商标后，还可以申请“中国名牌产品”。荣誉是多多益善的，同时拥有两个也未尝不可，不过申请驰名商标和“中国名牌产品”都不太容易，对企业而言，申请费用都不是个小数字。

作者：王瑜，知识产权公司首席律师，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高级会员。
电话：010－51662214，电子邮件：lawyerwy@263.net。

他们的行为是否构成合同诈骗罪
-------兼析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锦州铁路运输检察院 李月强


简要案情
2001年7月，康甲、康乙、韩丙三人合议，由韩丙出面用假房屋产权证作抵押将锦州铁路分局某段的东风牌和斯泰尔牌货车（经估价鉴定共计价值153780元）租用，签订了租赁合同，缴纳了首月租金8000元，用于三人合伙运输至案发。后康甲与韩丙发生矛盾，韩撤出，上述两台货车由康甲管理。2002年5月康甲将斯泰尔牌货车行车执照抵押给锦州市某沙场业主李某某；2002年5月29日将东风牌货车的道路运输证、车辆购置附加费交费凭证抵押给锦州市某加油站；2002年10月7日将斯泰尔牌货车抵押给锦铁某段职工张某；2002年10月14日将东风牌货车"卖给"锦州市某农业推广中心职工毕某。
分歧意见
对康甲、康乙、韩丙的行为如何定性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第一种意见认为康甲、康乙、韩丙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主要理由是:
三人的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的”规定。三人合谋用假的房屋产权证作抵押，与锦铁某段签订了租赁合同，骗得两台货车，进行非法营运，事后还将相关手续及其中的一台车作了抵押，将另一台车以签协议的形式“卖”给他人，使该车的所有权受到了实际侵害。这个从提供假证明-签订租赁合同-“卖掉”汽车、抵押手续的过程，符合合同诈骗罪的特征，所以构成合同诈骗罪。
第二种意见认为康甲、康乙、韩丙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主要理由是：
我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是一种典型的目的犯，即要求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本案中从骗取汽车的动机及得手后的行为来看，他们并非想 侵犯汽车的所有权，不是想把汽车占为己有，而是想使用它并赚钱，他们实际骗得的是使用权。后来康甲与毕某的确签订了一份协议，但双方对协议的内容均一致的表示为不是要买卖汽车。纵观全案，三人在主观上没有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客观上也没有实施非法占有的行为。故本案三人的行为属于民事欺诈行为，而不应按刑法中的合同诈骗罪来处理，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评析意见
刑法中的“合同诈骗”一词，最早出现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853次会议讨论通过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之中。此司法解释第二条规定："根据《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和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利用经济合同诈骗他人财物数额较大的，构成诈骗罪。"这个规定并没有将合同诈骗作为一个单独的罪名，而是作为了诈骗罪中的一种情形，而现行刑法则将合同诈骗罪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在第二百二十四条明确规定了合同诈骗罪。这充分体现了立法者对经济领域中双方签订、履行合同活动的保护而且对于打击合同诈骗活动意义深远。合同诈骗罪是一个新的罪名，它虽然脱胎于诈骗罪，具备诈骗罪要求的"虚构事实，隐瞒真相"核心实质，但显然与诈骗罪不同，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笔者发表如下看法：
一、 合同诈骗罪的司法认定
（一）必须以虚假的合同为作案手段。
笔者所说的虚假包括三层含义：一是指合同本身就是虚假的，如签订合同当事人的身份虚假，订立合同的证明文件虚假等等；二是指合同本身真实，但行为人根本就不具备履行合同的实际能力，如签订购销合同，供货方既没有实物储备，也没有货物来源，而且虚构货源，骗取信任，接受合同预付款或定金，逾期不履行合同等等；三是合同本身真实，行为人能够履约，但根本不想履约，而收受了对方给付的货物、货款等财产后逃匿的。只有这种以虚假的合同为手段，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且数额较大的行为，才能认定合同诈骗罪，反之如果整个案件过程中根本就没有出现任何意义上的合同，那么就不能认定为合同诈骗罪。
（二）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合同诈骗罪是典型的目的犯。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本罪的主观方面不仅仅是故意，而且还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种“非法占为有目的”，既包括行为人意图本人对非法所得的占有，也包括意图为单位或第三人对非法所得的占有。
但如前所述，合同诈骗罪是从诈骗罪中分离出来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却与现行刑法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有着重大矛盾，这给我们如何认定合同诈骗罪带来了一定障碍。《解释》的第二条第三款这样规定：“行为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其行为属于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利用经济合同进行诈骗。”此后又具体地列明了六种情形。由于最高人民法院并未明令废止该解释，那就是说明此解释还具有法律效力。对此笔者认为，刑法已将上述司法解释中的部分内容吸收，使其部分失效，即与现行刑法有矛盾和抵触的地方失效，而其他规定仍继续有效。
（三）必须是侵犯合同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
本罪与诈骗罪根本区别之一，就是侵犯的客体不同。本罪侵犯的是复杂客体，即既侵犯了市场秩序，又侵犯了合同他方当事人的财产所有权。笔者认为被侵犯的这种所有权，必须是一个整体权能而不是民法中规定的所有权中包括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处分权中的一种权能。也就是说必须是使这四种权能都受到侵害，才能说是对所有权的侵害。而如果只是想临时取得财物的占有权、使用权、甚至收益权，待生意成功之后再作归还，这种情况不宜以合同诈骗罪论处。
二、综合意见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认为康甲、康乙、韩丙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理由如下：
首先，必须肯定韩丙在与锦铁分局某段签订租赁汽车的合同过程中，存在着欺诈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第一款第二项“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的规定。在韩丙出面与锦铁某段负责人谈租用该单位汽车的问题时，对方提出必须有相应抵押作为租赁的条件之一。三人研究时，康甲提出了用假的房屋产权证作抵押的想法。于是，康甲、康乙来到沈阳市花800元钱做了一本假的房屋产权证。该证的产权人为韩丙，因为是韩作为承租方与锦铁房建二段签订租赁协议，而该证的地址却是康甲家的住址。被害单位见到该产权证后，信以为真即与韩签订了租赁合同，将东风牌及斯泰尔牌货车交给了韩丙使用。上述过程表明，三人在与锦铁某段签订租赁合同过程中，确实存在民事欺诈行为，骗取了两台汽车的使用权。假设如果三人没有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用假的房屋产权证作租赁抵押的话，被害单位是不会将两台汽车租赁给韩丙的。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这种欺诈行为只是骗取了被害方两台汽车的使用权，而并非是它的所有权。这与合同诈骗罪对侵犯客体的要求显然不符。
其次，本案不具备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合同诈骗罪在主观上要求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租车的想法是康甲提出的，康甲有门路给别人拉脚赚钱，车“租”到手后三人也确实给大连、阜新、凌海及本地等一些工地、沙场拉过脚，直到2002年10月份，这个时间有一年多。这至少说明在事情的前阶段三人的想法都是用"租"来的这两台车拉脚赚钱，而不是要将车占为己有。而后来的抵押行为和与他人订立的协议能否就可以认定康甲的想法起了变化，要将车占为己有而偿还债务呢？答案是否定的。
第一，关于汽车运营证件的抵押行为。康甲于2002年5月分别将两台车的行车执照、道路运输证、车辆购置附加费缴费凭证，抵押给了锦州市某沙场业主李某某及锦州市某加油站，是由于他在运营过程中欠下了二"人"债务，为了让债权人相信他还债的诚意和决心，而作了抵押，并不是要将这些证件卖掉抵债。因为上述证件对于运营业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而对于他人则近乎一文不值。
第二，关于斯泰尔牌货车的抵押行为。2002年10月初经康甲联系，由康乙开车与锦铁某段职工张某合伙去阜新包活。其间由于种种原因，康甲欠下了张某5000元钱，为了促使康甲还钱，张某在康甲不知道的情况下，直接将该车扣在本单位，后又怕康甲找到该车又换了停车位置，事后康甲多次表示要还钱。上述过程表明，康甲抵押斯泰尔牌货车是被动无奈之举，他本并非想卖车还债。
第三，关于东风牌货车的协议。本案中康甲与锦州市某农业推广中心职工毕某签订了一份协议。协议的第一条订立了康甲将车卖给毕某的内容，但该协议第三条又出现了“到2003年4月由康甲以高于卖价的20%的价格收回"的内容，这在民法中是典型的"出典"和"回赎"的规定，前后条款意思表示混乱矛盾。而合同双方当事人均解释说不是要买卖东风车，而只是由毕某使用并付给康甲4600元的使用费，到期后（指2003年4月）由康以超过4600元20%的价格再收回。可见该份协议表明康甲不具有非法占有东风牌货车的目的，也没有实施买卖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