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嘉兴市司法局 浙江省嘉兴市人民检察院


关于印发《关于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工作与人民调解对接机制的若干规定（试行）》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检察院、司法局：

为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职能作用，更好发挥人民调解工作优势，经市院、市司法局领导同意，现将《关于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工作与人民调解对接机制的若干规定（试行）》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遵照执行。


二〇一一年五月三十日




嘉兴市人民检察院 嘉兴市司法局关于建立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工作与人民调解对接机制的若干规定（试行）



第一条 为正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化解社会矛盾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职能作用，更好的发挥人民调解工作优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当事人达成和解的轻微刑事案件的若干意见》等有关法律规定，结合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的刑事和解，是指轻微刑事案件的双方当事人根据自愿原则，就赔偿损失、恢复原状、赔礼道歉、精神抚慰等民事责任事项达成和解，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要求或者建议司法机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经司法机关审查认可，依法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从宽处理的司法活动。

第三条 人民检察院对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轻微刑事案件，经双方当事人申请，可以委托人民调解委员会或者其他基层组织主持调解。

第四条 双方当事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权达成和解，当事人的近亲属、律师以及其他受委托的人，可以代为进行协商和解等事宜。委托他人代为协商签订的和解协议，必须得到当事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的确认。

第五条 刑事和解案件应当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一）犯罪嫌疑人系自然人；

（二）属于侵害特定被害人的故意犯罪或者有直接被害人的过失犯罪；

（三）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的刑事公诉案件；

（四）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

（五）犯罪嫌疑人真诚认罪，有悔过表现；

（六）当事人双方有和解的意愿。

第六条 人民检察院认为移送审查起诉的轻微刑事案件符合和解条件的，应当在受案后三日内告知双方当事人可以进行和解。当事人申请人民调解的，应当在被告知权利之日起五日内向人民检察院提交人民调解申请书。

第七条 人民检察院对双方当事人申请人民调解的案件，可以委托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所在地或者案发地乡镇、街道的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并提供案件基本情况、调解申请书等相关材料，同时告知主持调解的人民调解委员会所在地的司法局。

第八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调解法》等法律规定的要求，依法、公平、公正的主持轻微刑事案件的调解工作。

第九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调解，应当充分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愿，若一方或双方当事人不同意和解，或者双方不能达成和解的，人民调解委员会应当在三日内书面告知人民检察院和司法局，人民调解程序就此终止，案件恢复法定程序办理。

第十条 当事人双方达成和解的，应当签订书面协议。和解协议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必须当面或者书面向被害人一方赔礼道歉、真诚悔罪；

（二）双方当事人就损害赔偿数额、恢复原状、精神抚慰的方式等内容形成书面协议，被害方书面表示自愿放弃的除外；

（三）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应当明确表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谅解，并对案件的处理提出意见。

和解协议中的损害赔偿一般应当与其承担的法律责任和对被害人造成的损害相适应，并且可以酌情考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的赔偿、补救能力。

第十一条 人民调解委员会原则上应当在受理调解申请后的10个工作日内对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调解成功的，人民调解委员应当于三日内将和解协议等相关材料移送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

第十二条 人民检察院对当事人双方达成的和解协议，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审查：

（一）双方当事人是否自愿和解；

（二）加害方的经济赔偿数额与其所造成的损害是否相适应，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真诚悔罪且积极履行和解协议；

（三）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是否明确表示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予以谅解，是否对案件的处理提出意见；

（四）是否符合法律规定；

（五）是否损害国家、集体和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的合法权益；

（六）是否符合社会公德。

审查时，应当听取当事人双方对和解的意见，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刑事案件可能从轻处理的法律后果和双方的权利义务，并记录在案。

第十三条 人民检察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成功的轻微刑事案件，经审查后可以作出下列处理决定：

（一）对于犯罪情节轻微，危害不大的未成年人或在校学生犯罪的案件，可以决定不起诉；

（二）对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的案件，一般可以决定不起诉；对被不起诉人需要给予行政处罚、行政处分或者需要没收其违法所得的，应当提出检察意见，移送有关主管机关处理；

（三）对应当依法提起公诉的案件，在起诉时，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在法定幅度范围内从宽处理的量刑建议。

人民检察院作出处理决定或者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应当及时将处理结果或者相关法律文书抄送司法局和主持调解的人民调解委员会。

第十四条 人民检察院发现和解非双方当事人自愿进行，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亲友、辩护人有以暴力、威胁、欺骗或者其他非法方法强迫、引诱被害人和解，或者在协议履行完毕之后威胁、报复被害人的，应当确认和解无效。已经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人民检察院应当撤销原决定，依法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其亲友、辩护人实施前款行为情节严重的，依法追究其法律责任。

第十五条 人民检察院公诉部门和司法局基层工作管理部门具体负责刑事和解的衔接、协调工作，根据工作需要，可以不定期的召开联席会议，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第十六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关于劳动教养人员权利救济机制的思考

江苏省句东劳教所 李 颖

随着我国劳动教养工作科学化、人性化管理研究与实践的不断深入，劳教人员的权利保障得到了切实的提高。但时代的发展，迫切要求建立一种机制，来进一步保障劳教人员的权利，以符合劳教工作法治化发展的趋势，顺应依法治国的时代潮流。本文拟对劳教人员权利救济机制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一、劳教工作面临的尴尬与建立劳教人员救济机制的必要性
我国的劳动教养工作经历了历史风雨的洗礼，又在不断摸索中得到成熟、得到发展。但自20世纪50年代，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8次会议批准交由国务院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劳动教养制度正式确立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实践，在劳动教养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同时，其弊端也逐步显现了出来。
首先，从劳动教养的性质上讲，虽然将之定性为一种行政处罚措施的呼声越来越高， 1991年11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也明确指出，“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行政处罚”，但我国现行法律中并没有这样的表述，如《行政处罚法》规定的处罚方式中就没有劳动教养。劳动教养在法律上的地位尚不明朗。
其次，劳教工作缺少法律（劳动教养法律）依据。劳动教养的标准没有统一规定，缺乏统一性，使得在劳教执法中的诸多问题暴露了出来。这主要有：
1、执行对象上没有明确的范围。劳动教养的对象由最初的4种扩展到目前的几乎无所不包，其中卖淫、吸毒、邪教等类型的劳教人员都是过去所没有的。
2、执行标准也没有得到统一规定。不仅全国不统一，而且一个省之内也不统一。出现了“当收不到人时就会降低标准，当人满为患时就抬高标准”等诸多问题。带有极大的随意性，大大削弱了劳动教养制度应有的严肃性与规范性。这种随意性导致的后果将是对公民合法权益的侵犯。
3、在执行期限上，与一些刑罚措施相比显得过于严厉。尽管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别，但在限制剥夺人身自由上却是相近的。例如，有的人被判缓刑，他们不需在监狱服刑，而被劳动教养的人，却要被限制人身自由（虽然劳动教养是强制性行政措施）。再如拘役刑，其刑期一般为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数罪并罚不超过一年，而劳动教养的期限至少是一年，最长可达四年。这是显失公平的。
另外，由于在劳动教养的审批、决定等环节程序上缺少相应规范并缺乏有力的监督与制约，公安机关将一些在侦查期间不能证实其犯罪事实，又不能排除其犯罪嫌疑的犯罪嫌疑人，在法定期限届满后，不能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疑罪从无原则解除对嫌疑人人身自由的限制，而往往以劳动教养作为手段对其进行控制，以为进一步侦查争取时间。笔者认为，这么做是不可取的。即使一些嫌疑人日后果真被证实犯罪，也不能因此而排除对公安机关采取该执法措施的程序合法性、合理性的质疑。劳动教养是对当事人违反行政法律但又不构成犯罪的行为给予的行政制裁，而不是任何司法机关为揭露证实犯罪对当事人给予刑事制裁的“中间环节”或“过渡措施”。二者有着本质区别。我国的刑事诉讼法本着对公民权利的充分保护，对司法机关的办案程序、办案时限都作了严格规定，旨在防止司法机关、司法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因违反法律规定而对公民的合法权益造成侵害。
综上所述，由于劳动教养立法滞后，劳动教养的性质、地位、审批决定程序、执行对象、执行标准等诸多问题，在法律上都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在一些地方得不到保障，甚至遭受打骂体罚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也给少数西方国家以所谓“人权问题”对我国进行政治攻击提供了“口实”。为切实保障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就必须建立起一套能够从根本上保障劳教人员合法权益的机制。而这一机制的建立，不但在消除滥施行政权，克服随意践踏劳教人员正当权利方面，而且对有力回击少数西方国家的“人权”攻击，维护我国国际形象必将发挥重要作用。
二、救济机制的基本内容
根据机制建立的宗旨，确定这种机制的基本内容包括：法律救济机制、监督保障机制、奖惩机制和救济效度的测评机制等四个方面。
1、法律救济机制
目前，劳动教养法典尚未出台，现行的劳教工作落到了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因此，当务之急是制定出详尽完备的相关法律，从根本上解决劳教工作无法可依等基础性问题。目前，劳动教养工作的依据是1982年1月国务院转发公安部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行政法规或部委规章性质的规范性文件。《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等文件即使可归为法律类（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也仅仅是对劳动教养工作宏观性、原则性的规定，缺乏可操作性。而我国的《行政处罚法》第九条：“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但事实上，《行政处罚法》并没有明确劳动教养的性质和地位。从这个角度出发去考察劳动教养，其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实际执法没有法律依据或依据不足。比如，各省的基层劳教所因为没有统一的执行标准和规定，在对延长劳教期限的条件、范围、幅度的掌握上都有着很大的差异。诸如此类的行政行为，其实质都是行政侵权行为。因此，只有出台劳动教养法律，劳教执法中的行政侵权才会失去其存在的基础，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才会从根本上得到保障。
当加快劳教立法步伐成为共识后，怎么立法、如何立法就成了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国家迟迟未出台这方面的法律，即是因为对劳动教养的性质或者说归属的界定等一些基本问题还存争议。笔者认为，可起草《违法行为矫治法》，作为《行政处罚法》的特别法，将劳动教养明确为一种行政处罚，而且是一项不同于一般行政处罚的处罚措施。这也是目前占主流的且符合法理的认识。将劳动教养归为刑罚体系，无论从刑法典的修订，刑种刑期的调整，还是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角度看，都缺乏可行性。比如，现行刑法典已经形成了较为科学、完整的刑罚体系，若再将劳动教养作为刑罚的方式加以规定，无疑增加了解决诸如协调短期刑期限与劳教期限之间矛盾等问题的难度，也扩大了刑事法律的打击面，进而造成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失衡。对于该部法律——《违法行为矫治法》的制定，我们可以先从劳动教养的审批、决定与执行的机关、权限、程序、责任等基本方面进行建构。须认识到审批、决定与执行是劳动教养执法工作的一个完整流程，而不能只注重执行，忽视审批与决定，重内容、轻程序，后者显然是与法治目标南辕北辙的。可能有人会说，劳动教养法律还应包括劳教人员解教后的安置帮教等问题的规定。笔者以为，劳教人员解教后的安置帮教问题属于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范畴，不应纳入该部法律的体系中。当然，对此类问题作些指导性、原则性的建议或规范则不无妥当。劳动教养立法，包括劳动教养法律（劳动教养法典）的制定与配套法规、配套措施的订立。
2、监督保障机制
只有在劳教工作有法可依的情况下，才能从真正意义上谈劳教工作的发展。但是，仅有一部完整的法律还不行，离开了监督，所谓的权益保障就会软弱无力。而有了监督，这只是完成了第一步，还要考虑不能被忽视的多元化监督主体等方面的问题，因为这是强化监督力量的重要措施。监督主体方面：
（1）权力机关的监督。由各劳动教养管理所所在的县一级以及县级以上人大行使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并且这一监督权的行使将具体落实到人大代表的手中，由他们对在劳教工作中出现的问题提出质询、批评和建议。但是，现行权力机关对监所工作并没有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所谓的监督还只流于形式。因此，必须建立健全权力机关对监所工作的监督机制，强化权力机关的监督。
（2）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我国的检察机关是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监所监督是检察职能的一个重要方面。检察机关依法对监所工作独立行使监督权，其他任何机关和个人都无权干涉。对劳教机关、劳教工作民警的违法违纪情况进行调查，提出检察意见或依法提起公诉，追究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检察机关的监所监督是主要并且重要的监督形式，有必要进一步加以完善。
（3）行政监督。我国监察机关依法对行政机关及行政人员（公务员）的行政行为实行监督。由于监察机关对所在机关民警的执法情况比较熟悉，这是优势，但同时，如若掌握不好，监督就会流于形式，甚至成为违法违纪的保护伞。因此应强化行政监察的监督职能，增强权力行使的独立性，使这种内部监督不会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从而失去它原有的面目，成为“遮家丑”的工具。
（4）社会监督。社会监督包括很多方面，这里着重强调新闻舆论监督和劳教人员家属监督。具有独特监督力度和监督效果的新闻媒体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将新闻舆论监督介入到劳教工作中来，主动地“揭家丑”，对规范民警执法行为和提高执法水平，促进劳教工作现代化、科学化发展不失为一明智之举。
虽然劳教人员家属的监督也可归为舆论监督的范畴，但作为劳教人员的亲人，他们对劳教工作有着自己的理解，从而会自觉地、本能地对劳教工作进行着评价，这种评价实际上就是监督。同时，其积极作用还体现在另一重要方面，即能通过亲情感化对劳教人员加以疏导和教育，这种亲情感化的特殊教育功能在教改工作中是不可或缺、不可替代也是最为有效的。所以，应当重视起这方面的监督力量。
3、奖惩机制
将奖惩机制纳入权利救济体系，而且是其体系内容的重要方面，是因为它能直接作用于教育改造的对象——劳教人员本身，这里侧重强调对劳教人员的奖励。从心理学角度考虑，一个人如果经常受到外界积极的评价，那么这种评价就会始终激励着这个人，其效果在其受挫时体现得尤为明显。我们应遵从这方面的科学规律，进一步完善奖惩机制特别是奖励机制，将奖惩进行标准量化，积极探索建立能准确反映劳教人员行为特点、行为表现的科学指标，并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设定恰当的指标权数。将劳教人员的改造表现通过指标参数进行等级划分，与分级处遇化管理相结合，共同作用于劳教人员，形成良性刺激循环，从而增强劳教人员的改造自信与改造动力，提高改造质量与改造效益。
4、救济效度的测评机制
这里讲的测评机制特指对劳教人员在劳动教养期间受到救济的程度进行反映的指标体系，或权利救济机制发挥效益的指标体系。建立这种指标的目的就是将劳教人员受到法律保护的情况进行量化反映，或者对劳教人员的法定权利被侵犯的情况进行量化评估，从而为劳教人员提供及时的权利救济，为追究违法人员的责任提供科学依据。建立这种测评机制的难点在于如何设立上述指标并进行量化。同样，我们也可以尝试从两方面进行建构考虑，即上述的法律救济机制与监督保障机制，以这两方面的内容作为参照基础，再去探求相应的科学指标并组建指标体系，合理分配指标参数比例，从而能将此参数作为评价以上两种机制运作优劣的科学数据表达，同时也可为进一步完善机制内容、规范机制运作提供科学参考。
三、救济机制运作中的理念（意识）问题
如何顺利推行救济机制，首要问题取决于执法者科学的执法（工作）理念（意识）。现就机制运作中的理念（意识）问题作一简要阐述。
1、按照法制化的要求，增强民警科学、公正、文明执法意识
要想对劳教人员的权利进行有效的保障，除对劳教人员进行必要的法律援助外，还必须使每位民警牢固树立法制意识，增强法制观念，才能为劳教人员的法制意识、法制观念的提高与增强打下坚实的基础。
从司法部到基层劳教所，都对民警的执法执纪严格要求，成效也积极显著。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一时的稳定，而忽视甚至轻视小至劳教人员的奖惩、调换工种、节假日休息，大到劳教人员延期、减期等所政管理中的细节问题和与劳教人员合法权益密切相关的法律问题。增强劳教人员维权意识要重视，但民警法制意识的增强同样不能被忽视。要明确该问题的核心与关键，即这项工作是围绕保障劳教人员的合法权益而进行的，这是核心，关键是增强民警的法制意识。
2、按照科学化的要求，进行文化援助
对劳教人员的教育、感化、挽救过程，也就是对劳教人员的再社会化过程。入所前，他们的文化程度一般较低，其中不少恶习较深，针对特殊的教育对象，需要有特殊的教育内容、教育方式，特殊的教育管理模式以及一些特殊的教育措施。在现有的政治、文化、职业技术教育以外进行一定层次的文化援助，不但在转化劳教人员的思想、矫正恶习，提高他们整体素质方面起着重要作用，而且对于充分展现民警的人格魅力，增强民警在劳教人员中的信任度与教育权威都是有着积极意义的。文化援助，不是对劳教人员采取传统的文化教育，而且强制成年人接受义务教育是不符合教育学原理的。这里的援助是指，在优秀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在进行文化意识、文化观念培养的基础上，积极倡导、鼓励劳教人员自觉主动地学习，以自觉自愿为原则，补充和强化其人文内涵，通过经济、行政乃至法律的手段对学有成效者、积极主动者给予奖励。文化援助，在各项援助措施中，更能体现出劳教管理的人文化发展趋向，这是执法文明、执法科学化的重要标志。
3、按照人性化的要求，进行生活援助
“人性化”从字面上看，就是指人的本性，字典上解释为“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本性”，即正常的感情和理性。在日常工作中，大力推行“夫妻同居、亲情电话、亲情共餐”等形式多样的管理，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对所有的劳教人员一视同仁，只要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他们改造的积极性，只要符合条件，就要允许他们享受这样的待遇和条件。同时，积极指导他们解决解教后的就业、生活问题，会同地方有关部门建立社会救济网络，出台一系列规章制度，逐步将该项工作纳入规范化轨道，确保劳教人员解教后的最低生活保障。意即，生活援助是一个保障体系，劳教机关的援助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劳教人员解教后的就业、生活问题，虽然不属于劳教机关的权属范围，但应作为社会或政府对其进行生活援助的延续或一部分，目的就在于巩固劳教人员矫治成果、降低违法犯罪率、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援助的形式多种多样，如推荐就业，或在一定行业实行保护性就业以及在一定时期内实行最低生活保障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