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宿迁市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宿迁市市区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宿政规发〔2009〕1号　　


各县、区人民政府，宿迁经济开发区、市湖滨新城、苏州宿迁工业园区，市各委、办、局，市各直属单位：
　　《宿迁市市区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09年11月7日召开的市政府三届十六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宿迁市市区客运出租汽车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市区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管理，规范经营行为，提高服务质量，保障乘客、客运出租汽车企业、车主、驾驶员及其他从业人员合法权益，促进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稳定健康发展，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客运出租汽车，是指经过交通部门批准的按照乘客意愿提供客运服务，并且按照行驶里程和时间计费的5座小型客车。
　　第三条 市交通局是市区客运出租汽车行业主管部门，市公安局为协管部门。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负责具体实施市区客运出租汽车行业管理工作。市各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做好客运出租汽车管理相关工作。
　　第四条 市区现行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机制和规模目前保持不变。鼓励现有规模较小的客运出租汽车企业自发重组，做大规模，集约运营。根据城市发展和客运出租汽车市场供求状况，需要增加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数量时，由市交通局会同有关部门，在充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拟定市区客运出租汽车发展计划和经营机制，按规定报省、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第五条 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为国有公共资源，由市政府特许给客运出租汽车企业使用，客运出租汽车企业及车主、驾驶员不得转让或变相转让。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权使用期限为8年，凡客运出租汽车企业或车主中途退出营运，以及经营权使用期满的，由政府重新配置。经营权使用期限内，客运出租汽车企业、车主中途更新车辆的，经营权使用期限不变。对本办法实施前已投放的客运出租汽车，凡到期报废更新或提前更新的，只能更新一次，车辆营运期限从车辆更新之日起延续８年。
　　第六条 客运出租汽车行业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宗旨，遵循合法经营、公平竞争、诚实信用、优质便民的原则，为公众提供经济、舒适、安全、优质的运输服务。
　　第七条 在主管部门指导下成立由客运出租汽车企业、车主和驾驶员共同组成的市区客运出租汽车协会，依照章程规定履行代表、服务、自律和协调职能。
第二章 市场准入
　　第八条 客运出租汽车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有符合要求的客运车辆、经营规模和相应的资金；
　　（二）有与其经营范围相适应的办公、经营场所和固定的停车场地；
　　（三）有经营管理、安全运营、服务标准、财务统计、用工保险、驾驶员奖惩等完善的管理制度和健全的组织管理机构；
　　（四）有与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驾驶员；
　　（五）有良好的银行资信、财务状况及相应的责任承担能力；
　　（六）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九条 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有本市市区常住户口或者暂住证；
　　（二）男性年龄在60周岁（含）以下，女性年龄在55周岁（含）以下，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身体健康；
　　（三）取得相应的机动车驾驶证，且3年内无重大以上交通责任事故记录（由公安机关出具相关证明）；
　　（四）经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考试合格，并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
　　（五）法律、法规、规章等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十条 申请从事市区客运出租汽车经营的，应当按规定向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工商、税务等部门办理有关手续，并提交符合本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要求的材料。
　　第十一条 客运出租汽车企业在取得经营权之日起无正当理由超过6个月不投入运营或者连续6个月以上停运的，视为自动终止经营。
　　第十二条 客运出租汽车企业变更工商登记项目或者停业、歇业的，应当凭有关部门的证明，自变更或者停业、歇业之日起10日内向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办理相关手续。停业、歇业的，应当交回道路运输相关证照。
　　第十三条 客运出租汽车转为非经营性车辆的，客运出租汽车企业应当清除客运出租汽车专用标志和专用设施。
第三章 行为规范
　　第十四条 客运出租汽车企业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规定，自觉维护客运出租汽车经营秩序，接受有关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
　　（二）积极主动为车主、驾驶员办理车辆年审，协调事故处理，无偿提供法律援助，足额上缴国家规定的强制性保险，动员车主缴纳其他险种；
　　（三）对重要经营管理情况、车辆保险投保情况以及涉及车主、驾驶员切身利益的事务，应及时公开；
　　（四）建立健全车辆及车主、驾驶员档案，按要求及时向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报送统计资料；
　　（五）未经政府批准，不得乱收费和擅自提高收费标准，不得克扣、截留政府或相关单位发放给客运出租汽车车主、驾驶员的各种政策性补贴、安全运营奖励等款项；对于明确发放给客运出租汽车企业的上述类别款项，应当用于从业人员业务培训、企业安全生产等方面；
　　（六）建立企业稳定工作责任制度，客运出租汽车企业法人代表是维护本企业稳定的第一责任人，应及时协调处理企业内部经营性矛盾，严格按照程序反映问题，不得发生集访、越级上访或擅自停运等事件。
　　第十五条 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规定，不得参与群体性上访事件，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二）保持车况良好，设施完备，证件齐全，整洁卫生，用语文明，服务规范；
　　（三）除下列情形外，不得拒载乘客：
　　1．车辆在遇到红灯停驶时；
　　2．所在地点或者路段禁止停车时；
　　3．所经道路无法行驶时；
　　4．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情形。
　　（四）按照乘客指定的目的地选择合理路线行驶，不得故意绕行；
　　（五）不得异地经营，不得擅自停止、终止客运出租汽车运营服务；禁止以组客、候客等方式从事或变相从事旅客班线运输经营活动。
　　第十六条 车主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遵守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规定，不得参与群体性上访事件，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二）足额上缴国家规定的强制性保险，积极缴纳其他险种，及时缴纳管理费等相关费用；
　　（三）积极协助客运出租汽车企业办理车辆年审、事故处理等事宜。
　　第十七条 乘客应当文明乘车，并遵守以下规定：
　　（一）不得携带国家规定的危险物品及其他禁止携带的物品乘车；
　　（二）不得在禁停路段内拦车，不得要求驾驶员违反交通管理规定行车、停车；
　　（三）不得在车内吸烟，不得破坏车内设施、设备; 乘客破坏、污损车内设施的，应当按价赔偿；
　　（四）按照客运出租汽车税控计价器显示的金额付款，并支付因运送乘客而产生的过路、过桥、停车等费用。
　　第十八条 政府各相关部门应当积极发挥职能作用，为客运出租汽车行业发展提供优质服务：
　　（一）交通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对客运出租汽车运营状况、市场发展前景进行研究，加强市场培育，合理配置资源；
　　（二）公安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在市区商业中心区、居民集中区、工业集中区、客流集散地和主要道路上，根据方便乘客的原则和道路条件设置临时停靠点；
　　（三）公安部门应当为驶往边远、偏僻地区或驶出城区的客运出租汽车提供报警、登记服务，依法保障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和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
　　（四）财政部门应当会同交通部门，严格执行国家有关客运出租汽车燃油等政策性补贴发放的规定和标准，不得私自截留、挪用或降低发放标准；
　　（五）物价部门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兼顾乘客、车主、驾驶员和客运出租汽车企业的利益，依照法定程序调整客运出租汽车收费价格。
第四章 监督管理
　　第十九条 市政府成立市区客运出租汽车管理联席会议，分管交通工作的副市长任召集人，市委宣传部、市交通、公安、财政、监察、工商、规划、建设、物价、质监、税务、信访、城管、国土等有关部门和各区政府（管委会）分管负责人为联席会议成员，下设市区客运出租汽车管理联席会议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交通局，市交通局分管负责人任办公室主任，市道路运输管理机构一名负责人任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办公室具体负责市区客运出租汽车日常管理，召集联席会议，完善和落实质量信誉考核办法，定期向社会公布考核结果，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
　　第二十条 交通、公安等部门应当建立联动机制，加强对客运出租汽车企业和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活动的监督检查，严厉打击非法经营、欺行霸市、威胁恐吓等行为，及时查处和制止扰乱客运出租汽车市场秩序的行为。
　　第二十一条 城管部门应当依法查处客运出租汽车侵占人行道停放、车容车貌不整洁、乱抛废弃物和垃圾，以及未经城管部门批准擅自设置车身外商业广告等行为。
　　第二十二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和客运出租汽车企业应当分别建立投诉受理制度，公开投诉举报电话、通讯地址或电子信箱，广泛接受投诉和社会监督。
　　第二十三条 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与客运出租汽车企业签订合同，就经营权使用等事项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和违约责任；应会同市区客运出租汽车协会，研究制定并推广使用客运出租汽车企业与车主、驾驶员间的制式合同。
　　第二十四条 经批准从事客运出租汽车经营活动，无正当理由超过6个月未经营的，或者经年度审验不合格并在规定期限内仍不符合经营条件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应当注销其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和道路运输证件，并书面告知工商部门。
　　第二十五条 未经政府批准，客运出租汽车企业、车主或驾驶员擅自转让或变相转让经营权的，一经发现，由道路运输管理机构收回道路运输证；情节严重的，一并收回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第二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乘客有权拒绝支付车费：
　　（一）不使用或者不按照规定使用税控计价器的；
　　（二）不出具地税部门监制的客运出租汽车专用车票的；
　　（三）因驾驶员的过失或车辆原因不能及时将乘客送达目的地的；
　　（四）驾驶员未经乘客允许搭乘他人的；
　　（五）驾驶员无故绕行的。
　　第二十七条 客运出租汽车不按照规定使用税控计价器、拒载或者故意绕道的，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可以处以100元以上1000以下的罚款。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第十五条第三项规定情形外，视为客运出租汽车驾驶员拒载：
　　（一）车辆开启空车待租标志时，遇乘客示意停车后不载乘客的；
　　（二）载客途中未经乘客同意而中断、终止服务的；
　　（三）在运营期间挑拣乘客的。
　　第二十八条 执法部门及其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本办法规定核发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件、道路运输证件的；
　　（二）违反本办法规定中止车辆运行的；
　　（三）违反法定权限、程序执法的；
　　（四）对投诉举报超过规定期限未作出处理、答复的；
　　（五）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
　　（六）刁难当事人、乱收费或者索贿受贿的；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违法行为。
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市区（含宿豫区、宿城区、宿迁经济开发区、市湖滨新城、苏州宿迁工业园区）范围内客运出租汽车的规划、经营、管理和服务。
　　各县人民政府对辖区内客运出租汽车的管理可以参照本办法执行，或者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制订本地的管理办法。
　　第三十条 本办法由市交通局负责解释，并负责制订本办法实施细则。
　　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15日后施行。《市政府关于印发<宿迁市出租汽车客运管理办法>的通知》（宿政发〔1998〕108号）同时废止。本市市区客运出租汽车管理的其他规定与本办法相抵触的，以本办法为准。　　

中国现行死刑政策的评价及其反思

钊作俊

（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2）

摘要：死刑政策是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的“灵魂”和“统帅”，对死刑的适用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本文以死刑立法的演变为主线，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立法和司法、国内和国际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进行了较为详细和系统的阐述和评说。期望此文能对我国死刑政策的正确、科学定位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死刑；政策；评价；反思

死刑政策是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的“灵魂”和“统帅”，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均受制于死刑政策。[1]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毛泽东的“少杀、慎杀”思想指导下，我们确立了“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79刑法即是其具体体现：死刑只能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死刑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同时，分则条文共用15个条文设置了28种死罪，分别占分则条文和罪名总数的14.6%和23.0%；并且，没有绝对死刑的规定。
但是，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和严重经济犯罪、严重刑事犯罪上升的态势，立法机关从1982年开始即着手补充增设死刑罪名，截至1996年底，共增设死罪49种，从而使死刑罪名高达77种，死刑罪名所占的比例得以较大幅度地提高。现行刑法在“不增不减、大体保持平衡”的立法思想指导下，[2]共用47个条文设置了68种死罪，与79刑法及补充刑事立法中的死刑罪名相比，还是有所减少的。
对于上述死刑立法的发展变化，我国有学者指出，79刑法颁行以后，我们一贯坚持的“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强调和切实的执行。[3]甚至有人认为，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已由“限制死刑”向“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注重适用死刑”转变。[4]更有学者认为，我们所称的“坚持少杀”的死刑政策，在现行立法和司法上均已无有效保障，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为贯彻“少杀”政策而确立的限制性制度，几乎被全部修改。我国79年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所奉行的是“崇尚死刑、扩大死刑”的指导思想，因而，现阶段的死刑政策似表述为“强化死刑”比较符合实际。[5]对此，我们认为，“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是我们一贯奉行的死刑政策。但可惜的是，这一政策在80年代以后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甚至出现了重刑化和崇尚死刑的倾向。十多年来，死刑万能、重刑主义的思想认识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少杀、慎杀提的少了，限制死刑讲的也不多了，加之立法上一再修改原有罪名的法定刑，提高新设置罪名的法定刑，导致死刑罪名和死刑条款成倍地增加；在司法实际中，有些地方的个别司法人员乃至个别领导干部甚至提出“可杀可不杀的杀掉，可抓可不抓的抓起来”。“严打”中个别地方甚至规定将杀人捕人的定额，作为考察地方政法机关工作业绩的重要指标，导致实际上判处死刑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6]同时，补充刑事立法对死刑的适用已不仅注重于“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还注重于贪污、受贿、贩毒等“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无怪乎有外国学者在谈论我国的死刑政策时指出，中国现行法律中的的死刑立法（指79刑法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引者注）与其说是向着限制的方向发展，不如说是向着扩大的方向发展。[7]
那么，现行刑法体现了什么样的死刑政策呢？首先看一看总则的规定：其一，将“罪大恶极”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更加严格和规范了死刑的适用标准，进一步限制了死刑的适用。[8]其二，删除了79刑法对未成年人可以判处死缓的规定，从死刑的适用对象上限制了死刑；其三，“死刑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规定至少从立法设置上改变了绝大部分死刑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核准权的实际，这又从核准程序上限制了死刑。[9]
再看分则的规定：其一，从死刑罪名的设置看，现行刑法共用47个条文设置了68种死刑罪名，分别占分则条文和死刑罪名的13.4%和16.5%，较之79刑法分别下降了1.2%和6.5%，比其后的补充刑事立法下降的幅度更大。其二，从死刑的规定方式看，79刑法没有绝对死刑条文，共有4种死刑方式：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判处死刑；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补充刑事立法增设3种规定方式：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处死刑。其中，死刑与无期徒刑搭配、将死刑放在前面使之作为首选刑种以及规定唯一死刑即规定“可以判处死刑”和“必须判处死刑”的就涉及28个条文、46种死罪，占整个刑法体系中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的比例分别为58.3%和59.7%；而死刑与有期徒刑搭配者仅涉及20个条文31种死罪，占整个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的41.7%和40.3%。现行刑法删除了“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的规定。在所保留的6种方式中，死刑与无期徒刑搭配、将死刑排在前面使之作为首选刑种以及规定可以判处死刑和必须判处死刑的涉及18个条文33种死罪，分别占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的38.3%和48.5%，较之修订前的死刑立法分别下降了20.0%和11.2%。而且，绝对死刑也减少了1个条文2种罪名。应当说，限制死刑的政策精神死刑规定方式的调整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但是，现行刑法仍然有6个条文7种死罪规定有绝对死刑，分别占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总数的12.8%和10.3%；而死刑与无期徒刑搭配、将死刑排在前面使之作为首选刑种和规定可以判处死刑的条文数共有12条，涉及罪名26种，分别占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总数的25.5%和38.3%。上述几项合计，以死刑为主、规定唯一死刑包括绝对死刑的条文和罪名分别占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的38.3%和48.6%。这样的死刑立法即使说是限制死刑政策的体现，也只能说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限制死刑政策的体现，更谈不上严格限制死刑了。[10]
其三，从各罪适用死刑的标准看，对死刑的适用也作了一些限制。如盗窃罪的死刑适用标准，由“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修改为“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显然限制了盗窃罪的死刑适用。有关条文又将抢劫罪、强奸罪等罪名适用死刑的标准予以列举式明确规定，也起到了限制死刑的作用。但我们注意到，外国刑法及司法实践中的死刑条件非常严格，如日本最高法院于1983年7月8日在对一个死刑案件的判决中判示：在适用死刑的时候，必须对犯罪的性质、动机、情节，尤其是杀害手段和方法的执拗性、残忍性、后果的严重性，特别是被害人的数目、被害者家属的感情、社会的影响、犯人的年龄、有无前科、犯罪后的表现等情况作全面考虑。如果其罪责确实重大，不论从罪刑均衡的角度还是从一般预防的角度来说，都认为不得不判处死刑的场合，才允许选择死刑。[11]与此相比，我们的死刑条件显然并未与死刑作为极刑之理念相适应。对此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同时也促使我们从更高的理性角度来思考目前的死刑政策。
那么，怎样才能确立一个符合当今实际、科学而又合理的死刑政策呢？我们认为，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从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上、从立法和司法的实践中、从国际国内的比较中予以论证。
（一）在刑法理论上，死刑作为刑罚的一种，其目的应当与刑罚的目的一致，只不过死刑的目的强调的是要遏制严重暴力犯罪。十多年来，我们出台了不少死刑立法，设置了不少死刑罪名，也确实杀了不少人。[12]如果死刑立法的扩张和死刑司法的强化减少乃至遏制住了严重暴力犯罪，降低了犯罪率，使社会治安得到了一定乃至根本好转，那么，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刑罚目的的实现，同时也说明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是合适、科学的；反之，则说明现行的死刑政策是失败、无效的，必须予以调整。而现实情况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个“严惩决定”为契机，我们从1983年开始的“严打”斗争，除在第二年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使犯罪率有所下降外，以后各年的犯罪率尤其是重大恶性暴力犯罪逐年上升。这从一个方面说明，降低犯罪率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重刑包括死刑并未遏制住连年高涨的犯罪率，社会治安形势并未得到根本好转，“强化死刑、扩大死刑”的思想必须加以改变，现行刑法所表现出来的不完全、不充分的限制死刑政策也应予以调整。
（二）从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上，我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死刑都很多，唯有初唐之时刑罚相对轻缓，但唐初社会发展、国力强大，盛唐之时，每年的死刑执行人数也不过数十人。与之相比，其它诸朝历代虽然死刑执行较多，但社会治安均难以与唐朝相比，犯罪现象远较唐朝时为严重。而我们在建国以后直至七十年代末的几十年间，法制很不健全，甚至没有一部完备的刑法典。然而，除去“十年浩劫”以外，我国的死刑适用并不多，犯罪率一直很低，社会治安也一直很好。而到八十年代初，我们有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法律体系相对完备，社会治安反而恶化，犯罪率尤其是严重暴力犯罪率反而上升。尤其是83年“严打”以后，立法上增加了死刑罪名，司法上扩展了死刑适用，但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这说明，强化死刑、扩张死刑的司法效果并不尽人意。虽然97刑法对死刑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但限制的程度仍然不够，死刑的绝对数量仍然较多，限制死刑的政策也未得到充分的强调和切实的执行。
（三）从死刑立法现状看，我国的死刑罪数和死刑覆盖范围在世界上名列前茅：（1）死罪数量多。现行刑法共用47个条文设置了68种死刑犯罪；（2）死罪的范围广。死刑罪名覆盖了除渎职罪一章外的其余九章之中，仅就数量而言，其覆盖面达90%；（3）死刑的增长快而减少慢。79刑法只用15个条文规定了28种死罪，补充刑事立法在十几年的时间中新增死罪49种，增长了2倍还强。刑法修订之前，平均每年增加2个死刑条款和3种死刑罪名，现行刑法也只是比修订前的刑事立法减少了几个死罪。与此相适应，司法实践中被判处和执行死刑的人数日益增多。据介绍，1998年在全世界已知的37个国家中共有1625人被执行死刑，其中在中国大陆被执行的就有1067人，约占66％，达一半还多。[13]这种现状恐怕急待改变。
（四）就国际趋势而言，扩大死刑、强化死刑毕竟系少数国家在少数历史时期所为，限制乃至废止死刑已为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可和采纳并日渐扩大。据统计，截止到2001年6月1日，对所有犯罪废止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已达到75个，对普通犯罪废止死刑的国家和地区有14个，事实上废止死刑的国家和地区至少有20个，这样，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为达109个，而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仅有86个。[14]同时，一些国际组织也在极力谋求废止死刑至少将死刑予以严格限制，联合国于1989年12月15日通过的《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二选择议定书》即《死刑废止公约》业已生效，且措词严厉。该议定书明确规定：“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和促进人权的持续发展。”其第二条第一项规定：本议定书不接受任何保留，唯在批准或加入时可提出这样一项保留：即规定在战时可对在战时犯下最严重军事性罪行被判罪的人适用死刑。[15]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常常用死刑问题来对死刑执行较多的国家横加指责，甚至不惜干涉别国内政。而执行死刑较多的国家对此似乎并未理直气壮地予以回击，我国似乎也对此并未曾进行过据理力争，从而使我国在所谓的人权问题上有时处于被动局面。况且，在国际刑事司法领域，死刑不引渡已成为一项国际惯例，[16]并在实践中导致一些按照我国刑法应当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不能被引渡回国接受制裁。因此，减少并限制死刑，已成为我国与国际接轨、顺应国际潮流的必然选择。
基于上述，我们认为，对我国的死刑政策，必须予以深刻反省，从感性冲动回到理性思维中来，由79刑法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所奉行的注重死刑、扩张死刑、强化死刑和现行刑法所体现出来的不完全、不充分的限制死刑政策回到我们应当一贯奉行的完全的、彻底的、充分的“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上来。实际上，对我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死刑政策，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就曾尖锐地指出：“对经济犯罪特别严重的，使国家损失几百万、上千万的国家工作人员，为什么不可以按刑法规定判处死刑？一九五二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17]这似乎是要多适用死刑、重用死刑，但他同时又一再告诫人们尤其是我们的政法工作人员：“杀人要慎重。”[18]可见，小平同志尽管主张对严重经济犯罪注重适用死刑，但这也只是从局部、从个别而言注重适用死刑，而且，这一“注重”也只是相对于我们在五十年代的执行死刑人数而言的。他所说的“多杀”，也只是相对于五十年代杀了刘青山、张子善这么两个人的历史事实而言的，并不意味着要大量增加死刑的适用。而且，他在指出对某些严重犯罪判处死刑时，一再强调要“依法”判处，也就是说，死刑的适用必须符合刑法总则与分则以及特别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条件的犯罪，才能适用死刑，而不能把并非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拔高适用死刑。[19]应当说，从总体上讲，小平同志还是坚持主张“少杀、慎杀”政策的，受小平同志“杀人要慎重”这一思想所指导，我们当然要坚持一贯奉行的“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而且，小平同志还指出：“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20]重温小平同志的教导，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预防犯罪包括严重犯罪，最根本的还是要发展经济，坚持“综合治理”的方针，而不是一味地强调重刑、增加死刑。
(作者简介：钊作俊（1966年—），男，河南商水县人，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
参考文献
[1] 钊作俊,现代死刑问题研究述评[J].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1).
[2] 当时主持刑法修订工作的王汉斌同志于1997年3月6日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有的同志认为，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多，主张减少，这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考虑到目前社会治安的形势严峻，经济犯罪的情况严重，还不具备减少死刑的条件。这次修订，对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原则上不减少也不增加。
[3] 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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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M].上卷,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6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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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Roger Hood,世界の死刑[M].?本义男译.日本国成文堂,1990.20.
[8] 赵秉志,刑法改革与人权保障[J].法制日报,1998,9,5.(7).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罪行极其严重”其实就是“罪大恶极”，只不过强调死刑适用对象罪行的极其严重性，既然“罪大恶极”一词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俗语，这一改动并不妥当。况且，死刑的控制也不是改变一个法律词汇所能解决的问题，详请参见陈兴良,刑法疏议[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140.
[9] 按说，刑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订，而《人民法院组织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刑法修订在后，法院组织法修订在前，不论从制定的机关还是从制定的时间，本着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死刑核准权理应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然而，现在的实际仍然是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着绝大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
[10] 钊作俊,死刑限制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91.
[11] 岩井宜子,死刑の适用基准[J].日本:刑法杂志,35(1).94—95.
[12] 如某一省会城市在1999年冬季严打中，仅在1月13、14、15三日内即在全市范围内执行死刑31人。而我国有30多个省会城市和500多座省辖市，如果照这一数字推算的话，仅仅一年的元旦前后，我国要杀多少人？显然，这一数字是相当庞大的。
[13] 而同期美国仅执行死刑68人，日本为6人，see Amnesty International,1999.
[14] see The Death Penalt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the Death Penalty Information Center,USA.
[15] 王铁崖,等.国际法资料选编[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112-114.
[16] 陈荣杰.引渡之理论与实践[M].台湾:三民书局,1986.134-136.
[17] 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53.
[18] 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53.
[19] 马克昌,等.邓小平刑法思想研究[J],法学评论,1996,(3).
[20] 邓小平文选[M],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89.



Abstract:The policy is the soul of the legislation and judicature on capital punishment,and plays the guiding role in restriction of capital punishment.Ba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gislation of capital punishment,this article is on the evaluation and rethought of our policy of capital punishment,through the history and reality,the theory and practice,the legislation and judicature,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Key Words: capital punishment;policy; evaluation;rethough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