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利明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关键词: 案例指导制度 司法解释 类似性判断
内容提要: 案例指导制度是我国推进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举措，它对于保障裁判的统一、规范法官自由裁量权、保障法律的准确适用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案例指导制度建立之后，其将与司法解释制度相辅相成，共同发挥解释法律、统一裁判尺度、保障法律的准确适用的功能。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关键在于，要明确指导性案例的效力。指导性案例发挥作用的关键在于，通过“识别”确定系争案件与指导案例之间是否存在类似性，指导性案例不限于漏洞填补情形下的指导，还包括各种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的典型案件的指导。


指导性案例，是指由最高人民法院确定并发布的、对全国法院审判、执行工作具有指导作用的案例，它是我国推进司法改革的过程中，保障司法公正的重要举措。法律的生命在于适用，指导性案例是规范司法裁判、保障法律准确适用的一项改革。[1]案例指导制度是借鉴两大法系经验的成果，在我国长期的成文法传统之下，此种制度如何具体适用有诸多问题需要探讨。本文拟对此谈几点看法。

一、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产生与功能

案例指导制度是一个特殊的用语，它是相对于判例法语境下的判例而采用的一个概念。从比较法角度来看，两大法系都采用了判例制度，只不过，判例的法律效力有所不同。但就其都能够成为法律渊源而言，是大体上相同的。[2]判例法与成文法虽然各有利弊，但从法律的发展趋势而言，两者是相互补充，有机协调，相辅相成的。事实上，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法系，正以一种相互融合的方式在发展。但在我国，由于现行的立法体制和司法制度的性质和特点，决定了法院的案例即使是指导性的案例也不可能成为法律渊源。基于这一原因，最高人民法院采用了指导性案例的概念，以示与作为法律渊源的判例的区别。这不仅符合中国的实际，而且也明确了指导性案例的作用。

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一直重视案例指导工作。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有关刑事方面的案例，开启了用案例解释法律的尝试。从1985年开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开始刊登具有指导意义的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公报》上公布的案例、《人民法院案例选》上登载的案例以及《中国审判案例要览》刊登的案例等，[3]都对人民法院的司法审判工作起到了不同程度的指导作用。但是，指导性案例尚未形成为一项有效的制度。200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2004～2008）》》，其中提出，“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重视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等方面的作用。”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次正式提出“案例指导制度”与“指导性案例”的概念，并将案例指导制度作为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提出来，这对于我国案例指导制度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2010年1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该《规定》虽然只有短短9个条文，但对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意义巨大。它不仅解决了长期以来围绕在中国司法制度中要不要案例指导制度的争论，而且对指导性案例的效力、制定程序等问题，都作出了基本的规范，其必将对审判实践、法学理论研究和法学教育产生深远的影响，称其为“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毫不为过。

在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立之后，推进案例指导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标志着我国法治建设将由重视立法转向全面重视法律的适用，从解决“有法可依”的问题，转向解决“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问题。从法律适用来看，案例指导制度对于保障裁判的统一、规范法官自由裁量、保障法律的准确适用等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1．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法律适用的统一性是法制统一性的重要内容，不同地域、不同审级的法院，其对特定法律的解释应当趋于统一。法官通过寻求最妥当的法律解释结论，并以此为依据进行裁判，可以实现法律适用的统一，同样的争议能够同样得到良好的处理。然而，在实践中，经常出现同案不同判、同法不同解的现象，导致当事人缺乏对裁判的合理预期，而且对司法的公信力产生负面影响。通过法律解释尤其是司法解释的方法，虽然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但是解释的抽象性和非具体针对性仍然使法官难以应对实践中千差万别的具体个案。所以，通过指导性案例以正确指导法官的裁判活动，要求法官“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来判案，从而确保了类似案件的类似处理。指导性案例是最高法院审委会讨论通过的，其出台必须经过类似司法解释的严格程序，一般来说都是正确的、典型的、具有示范性的案例，它们通常都是法官正确地运用了方法论的结果。在与指导性案例的事实相同或相似的情形中，法官参照指导性案例，可以作为全国各级法院裁判同类案件的参考，把握司法尺度的统一。[4]

2．简化法律适用过程。为了规范法官的裁判活动，在方法论上，法律适用的过程应当在司法三段论的框架之下，包括小前提的确定、大前提的寻找、大小前提的连接三个环节。在各个环节之中，还必须遵循一定的步骤和规则等，从而确保裁判的公正性。依循一定的方法从事裁判活动，仍然需要采用较为严格的步骤和程序，而且这些步骤和方法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还没有形成共识，这就为方法论在审判实践中的普遍适用形成了一定的障碍。而在存在指导性案例的情形中，法官只要确定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的事实存在相似性，就可以参照指导性案例中的判决，这意味着法官的法律适用过程可以适当简化。这尤其体现在，大前提的寻找、大小前提的连接以及法官的论证义务方面。因为指导性案例都是正确的、典型的、具有示范性的案例，法官在该案例中已经完成了大前提的确定、大小前提的连接以及法律论证。在待决案件中，法官只需参照指导性案例，就可以得出妥当的裁判结论。在此意义上，指导性案例可以发挥减负的功能，在方法论上具有重要意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法官就免除了找法的义务，其仍然要寻找案件可供适用的大前提。指导性案例的推行简化了连接的过程。在存在指导性案例的情形，法官可以作出与指导性案例相同的连接，不必再次进行连接过程的论证。

3．有效填补法律漏洞。指导性案例制度是适应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对司法需求的一种有效制度。在社会转型时期，立法虽然加快制定步伐，但是各种新问题、新矛盾层出不穷，而成文法具有固有的滞后性，为了维护其稳定性、权威性和可预期性，不可能频繁被修改，因此，转型社会的纠纷具有复杂性、突发性和易变性的特征，解决纠纷的时间向度要求现代司法对转型社会的正当性诉求给予充分的关注，以发挥现代司法回应性的功能。[5]在存在法律漏洞的情形下，法官应当通过法的续造的方式来寻找大前提；允许法官填补法律漏洞必然需要给予法官较大自由裁量的权力。同时法官的主观性、随意性很可能会介入法律适用过程中，因而也难以保证最终实现类似问题类似处理，实现裁判的妥当性。但是在指导性案例大多是针对实践中提出的新情况、新问题而作出的司法对策，所以其可以为法官填补法律漏洞提供有效的指导和规范。指导性案例都是以现实的、生动的案例为填补法律漏洞的依据，法官在其中充分展示了其法律智慧。这种智慧不仅体现在事实的认定方面，而且还体现在运用法律解释、漏洞填补等方法，努力消除法律之间的矛盾，弥补法律漏洞，进而通过法律推理作出判决。[6]所以指导性案例是引导法官正确填补法律漏洞的指引。

4．规范法官裁判活动。在司法裁判过程中，法官享有自由裁量的权力。即便立法规定得非常精细，也无法排除法官的裁量空间。更何况，立法本身是确立一般性规则，不可能针对具体个案确立事无巨细的规则。由于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常常比较抽象、原则，在具体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常常给法官留下极大的自由裁量空间。再加上又缺乏正确的方法论指导，通过指导性案例，可以规范法官的法律适用活动，尤其是拘束了其自由裁量权，从而实现裁判的可预期性，保持裁判的统一性。

5．强化裁判的说理论证。法谚说，“正义不仅应得到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整个法律适用过程最终是通过大前提和小前提的运用，得出妥当的裁判结论的过程。法律论证也是法律职业者内心判断外在化的过程，它通过“外在的”说理，将其内心的判断表达出来。而这个过程就是一个说理的过程。说理越充分，则裁判活动就越公开透明，并能以严密的逻辑和情理使案件裁判结论不仅在当事人之间呈现法律的公正价值立场，而且能够使社会大众对裁判及背后法律的公正性得以理解。裁判文书是否能够引用指导性案例作为裁判依据，一直存在争议。一般认为，考虑到指导性案例是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的，具有解释法律、指导裁判的性质和作用，因此，至少可以作为裁判说理来引用。笔者认为，如果裁判文书本身已经成为指导性案例的一部分，虽然它不可以作为裁判中的法律依据来援引，但是，其可以成为法官说理论证的重要素材。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因尚未实行判例法制度，指导性案例并不可以作为论证的依据。但若某个指导性案例与所裁判案件具有同一性或高度的相似性，法官要改变指导性案例的结论，则须进行充分的论证，否则将违反类似案件类似处理的原则。

二、指导性案例与司法解释的关系

指导性案例是弥补司法解释的不足，并配合司法解释发挥作用的重要措施。司法解释一直是重要的法律渊源，也是法律解释的主要形式，对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司法解释本身又具有抽象性、一般性、滞后性等缺陷，因此，司法解释必须要与指导性案例相结合，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具体来说，指导性案例在弥补司法解释不足方面的功能主要表现在：

1．具有具体针对性。司法解释通常不是基于解决个案问题制定的，而是基于法律模糊或者缺陷等普遍性问题制定的。所以司法解释在制定后，法官常常仍不能获得非常具体化的解释，在具体案件中甚至需要对司法解释进行再解释。指导性案例都是针对个案中典型案例做出的，因此其和司法解释相比，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具体性。在审判实践中，各地法院就法律适用问题向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请示，常常都是与具体案件的汇报结合在一起的，有的虽然在请求报告的标题中注明是法律适用问题，而报告的内容仍然是具体案件。由此表明司法解释是很难与具体案件分开的，而在判例中作出的解释更符合司法解释固有的性质。尤其是指导性案例都是实践中出现的典型案例，而且该案例得以公布，乃是经过了审理法院和上级法院甚至最高人民法院的层层遴选，其判决书的理论水平较高，说理较为充分，审判质量较高。因此，这类案例的公布，有助于提升司法机关法官判决书的说理水平。例如，最近关于醉驾入刑的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提出要采用指导性案例来规范法院的裁判，就表明了指导性案例具有极强操作性的特点。

2．具有及时性。司法解释是对既往司法审判经验的总结，因此难免具有滞后性，对于今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型案件可能也会难以适用。而指导性案例都是直接针对个案做出的，及时反映了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能够对现实中发生的案例做出及时应对。虽然司法解释也具有及时性的特点，但是，较之于指导性案例，仍然具有一定的滞后性，不能及时应对实践中的问题。

3．具有准确性。众所周知，法无解释不得适用，但要保障法官准确理解和适用法律，做到同案同判，则需要对法律作具体、明确的解释，尤其是只有针对个案进行的解释，才更富有针对性。与司法解释相比较，指导性案例对法律的解释更为具体、准确，而抽象性的司法解释方法有可能会出现与法律规则不一致的现象。因为对不少法律解释常常是根据一条或数条法律规定，制订出数条甚至数十条解释，有一些解释甚至已经超出了法律文本的字面含义，因而难免引发了一些理论争议。而指导性案例则只是针对具体个案做出的裁判，避免了理论上的争议，所以在解释上更为准确、具体，更能够切实保障法律在司法中的准确适用。[7]

4．具有更强的规范性。司法解释在颁布之后，不一定能够保障法官都依照司法解释做出同样的判决，毕竟法官还具有一定的自由解释空间。但是指导性案例公布后，在相同或相似情形下，法官必须按照指导性案例裁判，这样更进一步规范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从而有利于保障同案同判、同法同解，更有利于维护法律的可预期性。

笔者认为，在指导性案例制度建立之后，其将与司法解释制度相辅相成，共同发挥解释法律、统一裁判尺度、保障法律的准确适用的功能。通过两者的相互配合，能够更加进一步保障司法的公正和法律的准确适用，从而实现公正司法和依法裁判。

三、指导性案例的选择

要充分发挥指导性案例的作用，首先必须精心选择好指导性案例，为此必须确立指导性案例的选择标准。有人认为，指导性案例都是指疑难案件。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在学理上，案件可以分为简易案件和疑难案件两类，哈特最早区分了简易案件和疑难案件，并认为这种区分对法律解释具有一定的影响。[8]德沃金认为，疑难案件是指人们在对某一问题的答案是否正确存在一些分歧，但这并不意味着存在同样正确的几种答案。[9]按照德沃金的看法，疑难案件主要是指在法律规则中，没有清晰的法规加以准确规定的案件。就其实质而言，是指存在法律漏洞。[10]笔者认为，将疑难案件仅仅认定为存在法律漏洞的情形过于狭窄，它应当是指存在数个可能的裁判结论，这就是说，或者存在数个可供适用的法律规范，或者特定的可供适用的法律规范有多种解释的可能。就指导性案例而言，它不限于漏洞填补情形下的指导，还包括各种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的典型案件的指导。只要在认定案件事实和适用法律方面存在典型性，都可以成为指导性案例。指导性案例的选择具有如下重要特点：

1．发布机关的特定性。指导性案例的来源很广，可以来自全国各地、各级的法院，但是，其发布机关应当具有特定性。从发布机关来说，目前是否应当包括高级法院发布的案例，仍然存在不同的观点。笔者认为，从中国目前现有的法院的权威性来看，以最高人民法院来作为指导性案例的发布机关较为合适。由最高人民法院来发布指导性案例，也有利于确保所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对各级法院的拘束力。

2．典型性。指导性案例之所以能够起到指导的作用，就是因为这一类案例具有典型性的特点，能够对类似案件的裁判起到示范作用。典型性不仅仅表现在其事实具有典型的特点，而且表现在其往往具有针对法律适用的疑难性、新型性等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疑难性主要是指法院的判决是针对实践中经常出现的法律适用方面的疑难问题，并且该判决具有典型性，将这一疑难问题较为全面地展示出来，其说理也较为充分。新型性主要是指在审判实践中遇到新出现的问题，此类问题在立法上没有明确的规定，在以往的审判经验中也未曾遇到，因此这类案件的判决可以为以后出现同类的判决提供有益的指导。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指导性案例的典型性表现在，其可能是法官妥当运用漏洞填补方法作出裁判的典型案件，在这些案件中，法官已经充分考量了案件中相关当事人的利益，妥善运用了各种漏洞填补方法，作出了裁判。因此，如果待决案件与指导性案例中的事实具有类似性，就应当参照指导性案例，不必再次重复进行漏洞填补。参照指导性案例，既方便了法官裁判案件，也拘束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对于裁判的客观性和确定性具有重要意义。

3．内容具有正确性。指导性案例应该是裁判正确的案件，这一正确性既包括认定事实的准确性，也包括适用法律的准确性。就适用法律而言，一方面，在法有规定的情况下，裁判依据应当是与案件的事实具有最密切联系的裁判规则，且对适用的法律规则进行了准确的阐释。另一方面，在法无规定特别是存在法律漏洞的情况下，必须依据填补漏洞的方法，正确作出裁判、填补法律漏洞。在事实认定方面，要避免对案件的事实认定存在争议的情形，否则将会影响到指导性案例的权威性。在指导性案例发布以后，并不是永远具有拘束力，经过一段时期，可能与新的立法以及社会的变化不相适应，这就需要发布新的指导性案例来代替旧的指导性案例。

析债权转让中的抗辩与反诉
吴亚频

　　在债权转让中，债务人可否向受让人提起反诉?反诉是否属于抗辩范畴?因《合同法》未对抗辩作出明确的解释，仅规定了三大抗辩权，致使在司法实践中，认识不能统一，争议较大，最主要有以下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
一、反诉不属抗辩范畴，债务人不可以向受让人提起反诉
　　(一)反诉不属抗辩
　　其区别：反诉是指在已经发生的诉讼程序中，原诉的被告对原告提出相反的独立诉讼请求。抗辩权是指债权人行使债权时，债务人根据法定事由，对抗债权人行使请求权的权利(《担保法》第20条第2款)。很显然反诉不是抗辩。具体表现在：
　　1?二者目的不同。a?反诉是一个独立的新诉讼请求，目的是以达到与本诉债权抵销、并吞原告的权利，使原告的权利部分或全部失控，甚至超出原告所主张的权利范围。b?抗辩是债务人根据法定事由来对抗债权人行使请求权，使自己可以少履行或不履行义务等。但无论如何抗辩，其都不可能产生新的诉讼请求。
　　2?二者法律关系不同。a?反诉是一个独立的诉讼请求，本诉被告可以提起反诉与本诉合并审理，也可以不合并审理而另行起诉。b?抗辩是债务人只能在债权人提起的诉讼程序中进行，不能单独进行。
　　3?二者法律地位不同。a?本诉被告因反诉理由成立而与本诉原告处于同等的诉讼地位，成为反诉原告，即使本诉撤回也不能影响其反诉部分的审理，与本诉原告享有同等的权利和义务。b?抗辩则不可能改变其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无论如何抗辩，其始终是被告。
　　4?二者提起的时间不同。a?反诉只能在一审法院裁判前提出，否则就达不到反诉的目的。b?抗辩则不然，只要本诉未最后审理终结，在一审、二审或重审、再审的任何时候都可以提抗辩意见。
　　5?二者结果不同。a?反诉提出后，法院必须从程序上或实体上依法作出明确的裁判。b?抗辩意见，只能对抗原告行使请求权，法院在裁判时对原告的请求是否支持仅以其作参考，而不必对抗辩意见作出裁判。
　　(二)债权转让中债务人不可以向受让人反诉
　　《合同法》虽规定了债权转让中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提出抗辩，《合同法》及其解释(一)中也规定了抗辩时可以将债权人列为第三人，但未规定可以反诉。因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不是同一法律关系。受让人仅接受权利而未接受义务。受让人与债务人之间仅是债权债务关系，而不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买卖关系、租赁关系等。所以，不是同一事实或同一法律关系，债务人不可以提起反诉，反诉必须是权利与义务由同一法律关系而产生，在买卖合同中债务人如发生质量等问题完全可以向债权人提起诉讼。否则会出现下述问题：
　　1?与债权转让的初衷相悖。债务人如果反诉，受让人就要承担债权人的义务，但债权转让中，受让人仅接受权利而并未接受义务。债权人一般是受让人的债务人，其把债权转让给受让人，以达到债务抵销的目的，如果债务人作为被告可以向受让人反诉，那么，这与债权转让的初衷相违背。
　　2?与债权人有权转让相悖。抗辩是关系到债权是否有权转让的问题，如已过诉讼时效的抗辩，债务已履行完毕的抗辩等等。如果抗辩意见成立，则债权人的权利受到影响或完全丧失，这涉及到债权人无权转让的问题(即有人称之为权利瑕疵)。而反诉是债权人在有权转让的前提下，债务人提起的另一诉讼请求，如房屋租赁合同中，债权人(出租人)把租金转让给了受让人，但债务人(承租人)以租金未付是事实，但债权人(出租人)未修理房屋为由提起反诉，这是债权人的义务，债务人完全可以直接起诉债权人，而不应反诉由受让人来承担本不应由其承担的义务。这实际上是混淆了债权人与受让人的权利与义务，混淆了债权人有权转让与债权人应承担的义务；混淆了债权转让前后已改变的法律关系的主体。
　　3?与立法的目的相悖。《合同法》及其解释，均明确规定了债权转让与债务转让。也规定了债权债务同时转让，如果债权转让中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反诉并反诉理由成立，则受让人就必须承担义务，那么立法时无须分别规定债权转让与债务转让，仅规定债权与债务同时转让就可以了；如果是债务转让，在买卖合同中，新债务人当然可以向供货的债权人提起质量反诉，这本来就是债权人应尽的义务；如果债权、债务一并转让，那么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合同关系归于消灭，受让人就完全取代了让与人的地位，受让人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应承担义务，债务人当然也可以向受让人提起反诉。但仅是债权转让，债务人则不可以向受让人反诉，否则，即与立法的原意相违背。
二、反诉属于抗辩范畴，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提起反诉
　　1?法律依据。《合同法》第82条规定：“债务人接到债权人转让通知后，债务人对让与人的抗辩，可以向受让人主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27条规定：债权人转让合同权利后，债务人与受让人之间因履行合同发生纠纷诉至人民法院，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权利提出抗辩的，可以将债权人列为第三人。”
　　2?抗辩的范围。抗辩是个大概念，在具体操作中，不能狭义地去理解，除《合同法》明文规定的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外，还应包括其他抗辩事由：如时效完成的抗辩、合同撤销的抗辩、在买卖合同中债务人提出质量瑕疵的反诉抗辩、权利瑕疵的抗辩。如受让人以20万元起诉债务人，而债务人抗辩称已还了5万元并提供了证据，债务人实际应给付受让人15万元。对这已付的5万元，就是债权人(让与人)的权利瑕疵。
　　3?债务人的权利不因债权人转让权利而丧失。债权转让后，债务人必须向受让人履行义务，同时也享有债务人对债权人所享有的抗辩权，即债务人得以对抗债权人的抗辩权，亦可以对抗受让人。所以，买卖合同中既然债务人可以向债权人提起质量反诉，在债权转让后当然也可以向受让人提起质量反诉。因考虑到受让人不是买卖合同中的供货方，其无法举证，故《合同法》解释第27条采取了司法救济，“可以将债权人列为第三人”。这样便于法院在合并审理时能及时查清案情，避免诉累，以便及时结案。当然，债务人可以在本诉中选择直接提出质量反诉的抗辩从而达到反诉与本诉的合并审理，也可以对质量问题向债权人另行起诉，该决定权在于债务人的意思自治。综上所述，反诉是抗辩的一种表现形式，债务人向受让人提起反诉完全合情合法。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
三、对债权转让问题的几点想法
　　(一)应明确抗辩的范围
　　因《民法通则》未对抗辩作规定，《合同法》及其司法解释也未明确规定抗辩的范围，仅规定了三大抗辩权，而《担保法》中仅对保证人的抗辩权作了原则规定，这样给司法实践带来一定的困难。为便于在实践中的可操作性，建议对抗辩作出明确的立法或司法解释，划定抗辩的范围。根据目前国内外对抗辩的立法解释与学理解释，结合我国现行法律及立法原意，抗辩大致可分为：
　　1?延诉抗辩：是指“妨碍法院审理案件之实体问题，并按情况导致起诉被驳回或将有关案件移送至另一法院。”(《澳门民事诉讼法典》第412条第1款第2项)分为：a?对法院管辖权的抗辩；b?暂时中止诉讼的抗辩，如对整个诉讼程序无效的抗辩、回避申请的抗辩、当事人及代理人资格不合法的抗辩等。
　　2?暂时抗辩：是指暂时阻止请求权的行使。分为：a?同时履行抗辩权、先履行抗辩权、不安抗辩权、不可抗力抗辩权(《合同法》第66条、67条、68条、117条)；b?先诉抗辩权(《担保法》第17条第2款)；c?合同违反法律而无效不能继续履行的抗辩；d?附停止条件的债权条件尚未成就的抗辩等等。
　　3?永久抗辩：是指请求权被永久排除而不能行使的权利。分为：a?时效完成的抗辩；b?债权未发生的抗辩；c?附解除条件的债权条件成就提出合同终止的抗辩；d?合同撤销的抗辩；e?债务已全部履行、抵销、提存、免除等债权业已消灭的抗辩。
　　4?债权转让中的抗辩不能超出上述范围。反诉是起诉的一种特殊形式，从广义上讲也属抗辩的一种特殊方式，但反诉毕竟不是抗辩。目前美国、日本、法国等法律中也未规定反诉属于抗辩、债权转让中可以反诉。相反，我国《澳门民事诉讼法典》中却明确规定了抗辩与反诉的不同概念。笔者认为，除当事人特别约定或法律的特别规定以外，债权转让中债务人不能以抗辩为由向受让人提起反诉，否则与我国现行的法律及立法原意不符。
　　(二)应明确债权转让的条件
　　除《合同法》第79条、第80条、第81条、第82条的规定外，还应明确：
　　1?在债权转让前，债务人依法已提出质量异议的，且对质量异议双方未达成一致意见前，债权不得转让。如果让与人将此债权转让后即丧失支付能力，那么债权人是在逃避履行自己的义务，而这种风险，如果债权不转让，债务人完全可以在质量反诉和另行起诉中避免的。
　　2?债权人与债务人合同中约定对质量异议时间未过的，债权不得转让。
　　3?债权转让经债务人同意的或对该债权中的质量问题三方另有约定仍由债权人承担的，不得向受让人反诉。
　　4?至于是否对债权转让的通知到达债务人后也应给予一定提异议的时间(如5天或10天)与条件，规定在何种条件的情况下才可以提出异议等，也值得商榷。如在债权转让前已依法提出异议的，或法律和合同约定的提异议时间未过的，或有法律规定除外情况的，在司法实践中不能排除债权人与受让人从自身利益出发或因不懂法而损害了债务人的权利。如债务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未提出异议的不得向受让人反诉；如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异议的，则可使债权人与受让人重新考虑是否还继续转让，是否需三方达成协议等等。
　　如果不对上述作出限制，债权随意转让，债务人不依法行使权利又拒不履行义务，直到受让人诉至法院时才以质量等问题为由反诉，则势必造成受让人的财力、精力的极大浪费，损害了受让人的合法利益，也有损法律的严肃性。
　　(三)应明确债权人(让与人)在抗辩与反诉中的法律地位
　　1?债务人提出抗辩，债权人列为第三人。《合同法》解释(一)第27条已明确规定“……债务人对债权人的权利提出抗辩的，可以将债权人列为第三人。”这无疑对债权人及时举证、及时查清案情、及时审结案件极为有利，这充分保护了受让人及债务人的合法权益。
　　2?债务人提起反诉，债权人列为被告。对债务人未在规定时间内提出异议的，直至受让人起诉债务人时，才提出反诉而且提供了符合法律规定的除外情况即不可抗力或者其他障碍等，那么，为了切实保护债务人的合法权益，考虑到债权转让的特殊性，避免讼累，债务人可以提起反诉，但必须申请追加债权人为反诉被告，请求债权人直接承担责任。因在审判实践中，即使把债权人追加为第三人，但反诉的被告仍是受让人，所以，判决时仍应由反诉被告即受让人向反诉原告债务人履行义务，再由第三人即债权人向反诉被告履行义务。这样处理，其实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受让人没有义务要向反诉原告受偿。所以，笔者认为，如果债务人提起反诉，把债权人追加为共同被告，如果反诉请求成立，则可以由债权人直接对反诉原告承担义务，这样既保护了受让人与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促使债权人承担自己应尽的义务，且与立法的初衷、与债权转让的目的相符。
　　
　　(作者单位：江苏省武进市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