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决定》的重点及关键


国务院今年五月十二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该《决定》作为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一项重要的指导性文件，专门就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问题作出了部署和安排，这是国务院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法治政府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加强政府自身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该《决定》实实在在的制度安排，更为精细的程序设计，对市县政府依法行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出了科学的部署和安排，展现了中央政府推进依法行政的强劲力度，也标志着我国政府法治建设的步伐将进一步加快。本文就如何全面扎实抓贯彻落实《决定》提出几点意见。
一、学习领会《决定》，重点是政府及其机关，关键是领导
《决定》指出：“依法行政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市县两级政府处在国家行政管理的最前沿，与广大人民群众打交道最直接、最经常。其是否依法行政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保障和社会法治环境的形成，进而关系到党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基本方略的实现，关系到市场秩序管理、经济宏观调控、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政府职能的转变，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和威信。自《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颁布实施以来，为什么还存在着“依法行政重点在基层，难点在基层”这一问题，主要是市县两级政府及其机关，特别是少数领导干部认识不到位、法律意识较为淡薄造成的。一是少数领导干部，在实际工作中，重人治轻法治，工作上，喜欢凭主观臆断下命令，不愿按法律规定办事，定指标、下任务、做决策不注重科学性、合法性，而以“摘官帽”、“一票否决”等手段强制推行“长官”意志，下级为了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指标任务，不得不忽视法律，采取一些非法的行政手段，进而造成工作失误。二是少数行政机关和执法人员滥用职权，把法律赋予的职权当成一种为我所用的“工具”，对自己有利时就执行，对自己不利时抛到一边，我行我素。有些执法人员对一些法规的处罚条款记得很清楚，其他条款模糊不清。因此，全面扎实贯彻《决定》，首先是市县两级政府及其机关，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领会。通过学习，真正认识到加强市县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牢固树立依法治理社会，依法管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等依法行政和依法治国的观念，知晓领导干部任职和行政执法人员上岗要过“法律关”、作出行政决策要走“法制门”、制定规范性文件要经“审查口”、行政执法要严格责任制、对行政行为要接受监督等要求，明确《决定》对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提出的充分认识加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大力提高行政机关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完善行政决策机制、建立健全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制度、严格行政执法、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增强社会自治功能、加强组织领导八个方面要求，并保证能够自身行动自觉履行。
实践证明, 哪个地方的政府和政府领导重视法制建设，自觉地在宪法和法律、法规的范围内活动，善于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和矛盾，那个地方依法行政的进程就明显加快，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就发展得比较顺利。哪个地方的政府和政府领导不重视法制建设，不重视运用法律手段解决问题和矛盾，那个地方依法行政的状况就不尽如人意，经济、社会各项事业的发展也势必受到影响，许多问题久拖不决，而且政府领导一旦变动，各项工作就会发生比较大的起伏”。所以，认真扎实抓好《决定》的贯彻落实，关键在于市县两级政府及其机关、特别是领导干部对《决定》的“热衷程度”，这就要求学习领会《决定》，要抓住市县两级政府及其机关这一重点，突出领导这一关键，使其充分了解《决定》，提高对贯彻《决定》、推进市县政府依法行政重要性的认识，恪尽职守，身体力行，依法履行职责，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方面带好头、负起责，扎扎实实做好各项政府工作。这样，才能保证加快建设法治政府这一目标的实现。否则，贯彻落实《决定》又成了政府法制部门的重要工作了。
二、加强制度建设，重点是健全及其规范，关键是落实
制度建设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基础和前提。近些年来，随着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不断深入，制度建设取得了巨大成绩。特别是《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颁布实施以来，各地十分重视制度建设工作，用制度来管权、管事、管人，用制度来规范、约束和引导行政机关的行为，防止滥权专断，用制度来提高行政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已收到了很大成效。如我市在行政决策方面建立了杭州市人民政府工作规则、杭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全市经济和社会发展重大事项行政决策规则和程序、关于我市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行政事项和公共政策事前公示规定、重大决策听证制度、杭州市政府法律顾问制度、杭州市政府规章制定办法、杭州市政府立法计划项目立项办法、立法工作责任制（试行）、关于开展市政府规章立法后评估工作的若干意见、杭州市部门规范性文件审查办法等等，在行政执法方面建立了行政许可工作制度、行政执法主体资格和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行政执法人员法律知识培训考核制度、宣传法律法规规章制度、行政执法检查制度、法定执法程序制度、行政执法公示制度、行政执法审核制度、行政执法听证制度、行政执法诉讼案件出庭应诉制度、行政执法案卷评查制度行政执法投诉举报和回访制度、行政执法备案制度、行政执法统计报告制度、行政执法评议考核制度、行政执法责任追究制度等十六项制度。可以说，现在各地政府及其机关制度建设在制度体系上设置不尽相同、内容上各有特色、数量上有多有少，对推动市县政府依法行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当清楚地看到，各地所制度设置科学性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制度的建立与依法行政运行机制程序要求是否“匹配”还有待于考证。《决定》在为市县政府依法行政提出精细的程序设计的基础上，作出了科学的制度安排。如：健全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市县政府要建立健全政府常务会议学法制度；建立健全专题法制讲座制度；建立健全集中培训制度）、完善市县政府行政决策制度（完善重大行政决策听取意见制度；推行重大行政决策听证制度；建立重大行政决策的合法性审查制度；坚持重大行政决策集体决定制度；建立重大行政决策实施情况后评价制度；建立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健全规范性文件监督管理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备案制度；建立规范性文件定期清理制度）、严格行政执法制度（要建立监督检查记录制度；完善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征收或者征用等行政执法案卷的评查制度；健全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制度；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健全民主评议制度）、强化对行政行为的监督制度（要完善群众举报投诉制度；推行行政复议人员资格管理制度；要建立健全本机关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制度；要建立健全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考核、社会评议、年度报告、责任追究等制度）和扎扎实实地推进市县政府依法行政方面的制度（要建立依法行政考核制度；加快实行以行政机关主要负责人为重点的行政问责和绩效管理制度；完善推进市县政府依法行政报告制度）。因此，认真扎实抓好《决定》的落实，应该积极结合本地实际，全面清理已建立的依法行政工作制度，加强制度设计的研究工作，按照《决定》制度建设的要求健全和完善，本着制度不在多而在于精的思路，重点做好本地区依法行政工作制度统一规范，克服制度满天飞、各唱各的调的现象，确保制度设置真正起到推进依法行政工作的作用。
健全和完善规范的制度不是摆设，关键在于落实。《决定》中指出的“一些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政的意识有待增强，依法办事的能力和水平有待提高；一些地方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状况亟须改变。”这样的问题在上级文件和领导讲话中出现可以讲是“司空见惯”，究其原因是制度制定与制度执行“两张皮”，“知”与“行”相背离，“有制度不依、执行制度不严、违反制度不纠”等现象，在一些地方和单位还不同程度地存在，有的还比较严重。因此，强化措施、确保各项制度真正落到实处是关键。一是领导干部要做抓制度落实的表率。领导干部是制定和落实制度的主体，制度制定得好不好、执行效果如何，领导干部的作用至关重要。要带头强化责任抓落实，在抓制度落实过程中，必须把任务进行分解，落实到具体人。要带头求真务实抓落实，带头坚持知与行的统一，自觉做到求实、务实、落实，真抓实干，一抓到底，务求实效。要带头创造性地抓落实。首先要不折不扣，对于制度中规定的“刚性”要求，必须坚决做到落实不走样、不变通。同时，制度是发展的，不是一劳永逸的。领导干部要带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善于把上级的制度要求和本地本部门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抓好落实，以制度创新推动工作创新，促进各项工作不断取得新进展。二是加强宣传教育，努力形成抓制度落实的文化氛围。制度意识，对于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具有重要作用。要采取多种方式，加强制度的教育和宣传，使全体人员强化“三个意识”（强化制度为本、强化抓落实、强化效益），真正把落实制度作为自觉的行动，主动地、创造性地抓好制度落实。三是强化评比机制，将制度落实纳入年度依法行政考核目标，根据自评与依法行政考核小组测评相结合进行评先评优。四是强化监督机制，通过依法行政考核小组考察、领导抽查、行风监督员监督与群众监督，形成行政监督与社会监督、内部监督与外部监督、机关监督与自我监督相结合的全方位监督网络。五是强化责任追究，对不按照制度落实执行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取消评先评优资格、行政诫勉等处理。
三、强化行政监督，重点是创新层级监督，关键是到位
《决定》指出：“市县政府要在自觉接受人大监督、政协的民主监督和司法机关依法实施的监督的同时，更加注重接受社会舆论和人民群众的监督。”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作用对于推进市县政府依法行政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容置疑，政府及其机关违法行政而受到人民群众的检举、新闻媒体的反映，那是因为政府层级监督不到位造成的。目前，人们对政府层级监督的认识还存在一定误区，同其实际上应当发挥的作用之间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一提到健全和加强法制，往往认为就是加快完善立法，而忽视法制监督；一提到重视和加强法制监督，往往又只注意发挥行政机关外部监督和内部专门监督的作用，而忽视行政机关的内部层级监督。事实上，在加强政府法制建设、实行科学民主决策、坚持依法行政，加强行政监督三个方面中，加强和完善政府内部层级监督，是一项大量的、经常性、成本最低、最具实效性的环节。立足于政府自身建设的需要,创新并保证政府层级监督落实到位也是必不可少的。
众所周知，各级人民政府内部层级监督制度就是各级人民政府、政府各行政机关内部基于隶属关系和《组织法》规定而产生的上级对下级、政府对部门、行政首长对工作人员的行政主体和行政行为进行的监督，是包括对抽象行政行为和具体行政行为以及有关制度建设在内的全方位监督，是贯穿于政府行为和行政行为的事前、事中、事后的全过程监督。它包括：市政府对县、区政府的监督以及对所属部门和本行政管辖区域内与其部门平级并实行垂直领导的部门的监督；上级行政机关对下级行政机关的监督；行政机关对其内设机构及其直属、委托等单位的监督；行政机关对本单位、本系统工作人员的监督。行政机关的层级监督虽然有自身的缺陷，如监督的公正性、有效性等，都因为监督机关与被监督机关之间的无法摆脱的利害关系而受损。但是，行政机关监督也有其优点，如具有较高的效率，给行政机关一个自我纠错的机会，从而提高行政机关在社会公众面前的权威，从而进一步提高行政机关行使职权的有效性。因此，各级政府要实现“建设法治政府”这一目标，必须强化行政机关内部层级监督，在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过程中克服自身的不足，使行政机关作出的行政行为始终得到有效地监督。
强化行政监督工作，作为市县政府，除了要自觉接受党委、人大的监督，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和司法监督，接受社会舆论和群众监督，重点是创新层级监督。一是从立法的高度对行政层级监督的有关问题进行明确，保证行政层级监督的权威性。立法明确规定行政层级的监督主体、监督权限、监督范围、监督内容、监督程序以及监督结果运用等有关问题，即应明确各级政府和行政机关实施层级监督的主体由哪个部门担任，对行政执法机关的哪些方面进行监督，采取何种方式监督以及对被监督单位不服从层级监督可以采取何种惩罚措施，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各项规章制度，保证行政层级监督的顺利开展工作。二是创新层级行政监督体制与机制。一方面，逐步形成监察、审计、政府法制监督的有机整体。在现有监察、审计、政府法制监督的基础上，可探索一种既有分工，又有协作的“三合一”的监督体制，通过实现监督体制网络化，克服多部门分散监督的弊端，实现监督的整体效能。要借鉴国外经验，充分考虑“三个一定”的主张，即“监督机关地位一定要高，权力一定要大，手段一定要硬”，改变因“位低、权微，手段弱”而不能实施有效监督的现状。另一方面，要积极实施政府法制监督。政府法制监督是指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对辖区内的行政机关贯彻执行法律、法规、规章情况进行监督，并对所属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政府不合法、不适当的行政行为依法予以纠正或者撤销的一种法律制度。就探索行政层级监督新路子而言，经过几年的实践，政府法制监督越来越显示出监督的全面性、整体性和强制性特征。因为，政府监督是以政府为主体，以国家现行有效的法律为依据，以法定职权为手手段，能够实现对行使行政权的全面、有效监督。政府法制监督的主体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监督的内容是全部的行政行为，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和抽象行政行为；监督的范围包括行政行为的事前、事中和事后各个阶段；在监督的效果方面，监督机关有权纠正或者撤销不合法、不适当的行政行为；具体实施部门为县以上人民政府的法制机构。三是大力改善行政层级监督部门的设备技术条件，充分保证行政层级监督部门的业务经费，以适应行政层级监督工作现代化的客观要求。特别是在交通工具、通讯设备、调查取证工具、检测分析仪器、强制执行手段、资料档案管理设施等方面，应予充分保障，并保持一定的先进性。这是一种不可减免的行政成本和法制成本，必须按需付出。现在许多行政层级监督机关都存在着不想为、不能为、不作为等问题，其原因之一就是经费不足，物质技术条件不适应客观要求，其后果往往是导致职责不能履行、监督不能实施等弊端，实际上这反而增大了社会成本。因此，在财政能力范围内，应尽可能保证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监督机关有足够的业务经费和必要的物质技术条件，以提供有效服务和消灭积案，而作此必要投入所带来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将是巨大的。同时，要切实加强行政层级监督并抓住监督到位这一关键。上级部门要监督下级部门，本级政府要监督下级政府，政府各部门要接受本级政府的工作监督。监督内容上，要监督国家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执行情况，也包括贯彻落实国家和各级重大行政决策情况的监督，各级政府常务会议、市县长办公会议议定事项实施情况的监督，人大、政协议案、提案办理情况的监督，等等。市县政府尤其是市级行政机关首先要负起责任，一级监督一级，一级管好一级，确保政府层级监督落到实处。
（杭州市人民政府法制办公室 卞军民）

论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对法官素质的内在要求
朱　江

　　　　民事审判方式是指在民事诉讼中法院的审判权与当事人诉权的配置方式以及诉讼程序的运作方式。法院的审判权是通过法官的具体审判行为实现的。法官不仅是一定审判方式中的具体程序的管理者和案件的裁判者，而且他们的审判行为还直接制约着审判方式所追求的诉讼价值目标的实现。因而一定的审判方式要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功能，关键在于法官是否具备该审判方式所要求的内在素质和能力。本文拟从我国现行审判方式的特征作为切入点，试图揭示出新的审判方式对提高法官素质的内在要求，为进一步研究我国法官制度的改革提供一个理论的视角。
一、我国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及其特点
　　我国旧的民事审判方式是指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所建立的审判方式；新的审判方式则是由199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最高法院对该法作出的司法解释和1998年6月最高法院在总结近十年来改革经验基础上作出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审改规定)所确立的审判方式。与旧的审判方式相比，新的审判方式有如下特点：
　　(一)从具有浓厚的职权探知主义色彩的审判方式走向职权进行主义审判方式
　　学理上，根据法院职权与当事人诉权的配置方式及诉讼程序的运用方式，将民事审判方式分为当事人主义、职权进行主义和职权探知主义三种类型。当事人主义是指在民事纠纷的解决中，诉讼请求的确定、诉讼资料和证据的收集及证明责任由当事人负责，法院不得干预；在庭审方式中，法官不主动介入当事人的辩论，在连续集中的庭审中，双方当事人均有对等的机会进行充分的陈述，对证人采取交叉询问的方式进行质证；庭审程序具有较强的对抗性色彩。当事人主义的典型代表是英美法系国家及法国的民事诉讼制度。职权进行主义是德国、日本等国的法院解决民事纠纷的诉讼原则。它与当事人主义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即在法院审判权与当事人诉权关系上，强调当事人的诉权决定法院审判权限；强调当事人在诉讼中对实体权利的处分权和程序的辩论权。只是在诉讼程序运作上与当事人主义不同，其中较为突出的是赋予法院对诉讼要件具有调查权，如对当事人是否适格，法院是否有管辖权等非当事人争议的事实具有调查权；在庭审程序中，法官可以依职权对当事人争点不清的可以向其发问，引导其举证和质证，即行使释明权；法官在保持中立的基础上，为了保证诉讼的顺利进行，可以介入当事人的辩论。职权探知主义是指在民事诉讼中，法院在诉讼程序中拥有绝对的支配权。具体表现为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及诉讼资料、证据的收集均由法院为之；当事人在诉讼中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其中最突出的是法院拥有调查取证权及在庭审中为了查明事实而赋予法官对当事人的纠问权。
　　我国旧的审判方式具有浓厚的职权探知主义色彩，具体表现在：1?对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实体上的处分权作出了许多不当的限制，而法院可以超越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事实作出裁判，可以主动通知追加原告没有列举的当事人作为共同被告或第三人；二审法院的审判权不受上诉范围的限制；法院对当事人的撤诉、和解、变更或增加诉讼请求、承诺都实行准许制度，经批准方为有效。2?赋予法院实际全面地收集、调查证据的权力，剥夺了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加以证明的权利，同时也弱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3?当事人对事实的辩论权被严格地限制。法官在庭审过程中采用询问当事人、证人、宣读勘验笔录作为庭审调查的主要方式；没有规定证据必须经过质证程序。在实际操作中，由于法官的权力不受当事人诉权的限制，法官以纠问代替当事人对事实的陈述和辩论。法官可以在庭外认证。
　　与旧的审判方式相比，新的审判方式吸收了德国尤其是日本式的职权进行主义审判方式中的合理因素，使我国新的民事审判方式接近职权进行主义的审判方式，其主要内容是：
　　1?增加和扩大了当事人的处分权。强调当事人有权决定争议焦点；法院只就当事人的焦点进行审理；(2)改变二审法院对案件全面审查的作法，强调二审法院的审查权应受上诉请求范围的限制。(3)取消对当事人撤诉、增加或更诉讼请求的准许制度，只要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提出请求，法院均不作限制；(4)强调调解自愿原则；对调解不成的，法院应及时作出判决；
　　2?增加当事人的举证及证明责任；弱化法院收集调查证据的权力。新的审判方式要求，“谁主张谁举证”。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及主张的事实负举证及证明责任；只有当事人及诉讼代理人因客观原因不能自己收集并已提出调取证据申请和证据线索，或者当双方当事人提出影响查明案件的主要事实的证据材料互相矛盾；经过庭审质证仍不能认定其效力等情况，法院才依职权收集证据，但经法院调查仍收集不到证据的，当事人仍负举证不能的风险责任。
　　3?增加当事人的辩论权，建立以当事人对抗性为主，法院依职权主持、指挥为辅的庭审方式。为此，在程序安排上，突出了双方当事人均等对抗机会；当事人对任何诉讼材料(包括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均有权进行质证；质证、认证在当庭进行；法官依职权对庭审活动进行指挥和指导；在尊重当事人处分权和辩论权的基础上可根据庭审情况行使释明权。
　　由于新的审判方式仍保留法院一部分收集证据的权力以及对当事人的诉权仍有缺漏如对法官的询问权、异议权缺乏应有的规则，故仍未达到德日的职权进行主义审判方式的程度。这是一种准职权进行主义审判方式。
　　(二)强化审判员和合议庭的权力和职责
　　旧的审判方式中，审判员、合议庭往往只审不判，无论是对证据的认定，还是适用法律作出裁判，都层层汇报；由庭长、主管院长或审委会决定裁判的结果；造成审与判的分离，合议庭的权力与职责不明；新的审判方式强化审判员、合议庭的裁判权，同时又强调其职责，即使向主管院长汇报或经院长提交审委会决定的案件，合议庭仍对认定事实负责。
　　(三)由追求案件的客观事实真相到追求案件的法律事实
　　旧的审判方式把追求案件的客观事实真相当作其唯一的价值目标。因此，不管当事人能否对其主张的事实进行举证，甚至当事人未主张的事实，只要法院认为有必要，均要查清。至于法官如何获取证据，采用何种方式查清事实，并无严格的要求；新的审判方式追求的是案件的法律事实，即主要由当事人举证并加以证明、经过审判程序过滤的事实。它比旧的审判方式追求的客观事实真相具有不同的质的规定性。它是一种程序化、法律化了的事实。
　　(四)由追求结果公正的单一的价值目标转向追求程序公正、结果公正与效率相统一的价值目标
　　由追求客观真实的初始价值目标所决定，旧的审判方式把追求结果公正即实体公正作为诉讼唯一价值目标。为了达到对案件客观事实的绝对认知，可以牺牲效率；为了追求结果公正，可以牺牲程序公正。而新的审判方式，将程序公正视为实体公正的基础，为此要求审判的公开性和程序合法。强调质证和法官当庭认证等，禁止庭外认证和对案件审理的暗箱操作。同时，要求法院在当事人举证不能或经法院调查收集证据材料仍无法证明案件事实的真伪时，应及时作出裁判。这就将诉讼效率作为审判追求的诉讼目标。概言之，新的审判方式把程序公正、结果公正和效率作为其追求和价值目标，并且强调三种价值目标的内在统一性。
　　(五)法官角色的转换：从既是裁判官又是侦查员双重角色转为中立的裁判官
　　在旧的审判方式中，法官被赋予了双重的角色，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由于法官同时担任二重角色，因此在诉讼中难以做到中立。在新的审判方式中，法院收集调查证据的权力被弱化了，只有在当事人申请或在特殊情况下才依职权进行调查取证；且法院收集不到证据时，当事人仍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在庭审程序中，法官只能在当事人充分行使处分权和辩论权的基础上行使诉讼指挥权；即使在行使释明权时也受当事人诉权的制约。法官在诉讼过程中担当的是中立的裁判官的角色。
二、新的审判方式对法官素质的内在要求
　　通过以上的分析，审判方式是与诉讼价值目标相关联的，审判方式表征着诉讼价值的要求。作为程序的管理者和诉讼的裁判官的法官，既要从事实(实然)的角度适应审判方式的内在要求，以掌握、驾驶和运作新的审判方式，又要在新的审判方式中实现诉讼价值。这就从应然的角度对法官提出了内在的要求。在以下分析中，我们把实然与应然作为一种分析方法。新的审判方式对法官素质的内在要求主要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关于公正品格的要求
　　公正品格是法官这一社会角色应有的基本伦理价值要求，同时也是其追求的最高伦理价值目标。对于法官来说，公正品格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公正的角色意识，二是公正的审判行为。在不同的社会制度和不同的审判方式中，法官的公正品格都是必须的。可以说，法官的权威很大程度上不仅是来源于国家权力，而且更重要的是来源于法官公正地执法。
　　有一种观点认为旧的职权探知主义审判方式比当事人主义审判方式对法官的公正品格的要求更高，其理由是在职权探知主义方式下，法官追求的价值目标是实体公正。法官在诉讼中处于中心地位，案件事实能否查清，实现实体公正取决于法官能否公正地进行职权调查活动并公正地适用法律。只有法官具有公正无私的品格并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威望时，这种审判方式才能实现实体公正的价值目标1。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在应然的层次上立论的，缺乏实然层次对它的支持。从应然的层次上看，法官的公正品格是社会对他的伦理价值要求，而在实然的层次上看，则是指一种具体的审判方式为实现法官的公正品格而设计出的一套具体可行的程序和准则。由此分析我们发现，尽管职权探知主义审判方式也要求法官具有高级的公正品格，但这种品格的实现却受到这种审判方式的限制。这是因为，首先在职权探知主义审判方式中，法官集调查取证和裁判两种权力于一身，在实践中极易导致角色错位。法官行使调查权时，由认知心理的规律决定，必然会产生一些先入为主的预断，而预断一旦形成，就会带入庭审活动，必然会损伤公正裁判职能的运作，使裁判结果带上事实调查者角色的印记。其次，法官为了调查事实真相，追求结果公正，可以不顾程序对角色权能的制约，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收集证据，因而行为的公正性也会减弱。
　　从公正品格的实现上看，由于旧的审判方式没有对法官在诉讼中地位及作用正确定位，更没有设计出严格、完整和程序制作为实现结果公正的手段和方法，因而公正品格的价值追求末能转化为一种现实的主体力量去加以实现。新的审判方式对法官的公正品格提出了如下新的要求：
　　第一，法官要有一种公正的角色意识。新的审判方式把法官定位为纠纷的裁判者，在诉讼中处于中立者的地位，案件事实的查清主要通过当事人的辩论，即通过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来实现。对此，法官必须始终保持中立者的身份，公平地尽量给双方当事人提供均等的辩论机会，保证他们充分地行使诉讼权利。当一方当事人依法申请法院进行职权调查或法院认为有必要依职权调查时，也应始终保持不偏不倚的中立者地位，公正地进行调查，特别是公正地让双方当事人质证，认真听取他们的辩论意见，作出公正的判断。
　　第二，法官应严格遵循程序正义的要求，正当地行使审判权。法官的公正品格除了实体公正的最终价值追求外，在现实的意义上更应体现在程序公正的遵守上。因为程序公正既反映了司法活动的规律和要求，又是法院权威赖以树立的关键。长期以来，在诉讼活动员中，我国一直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不少法官对程序公正的要求，以及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的关系，程序公正对审判活动意义均缺乏正确的认识。新的审判方面突出了程序公正的价值和作用，这就要求法官必须具有将审判的正当性建立在程序公正基础之上的认识和行动，消除审判权行使过程中的任意性和滥用审判权的现象，树立法官依法审判的公正形象。
　　(二)对法律认知能力的要求
　　法官的法律认知过程是遵循法定的程序，在当事人陈述和辩论的基础上，运用一定的法律知识，查明案件事实，适用法律，作出裁判的过程。从实现程序公正、实体公正和效率的要求出发，我们认为法官的法律认知应体现如下特点：
　　1?法律性。作为法官认知对象的案件事实并非是纯客观的事实本身，因为诉讼中再认的是时过境迁的冲突事实，要让这些事实重新呈现在法庭上，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合理的证明活动，由此才有可能达到发现案件事实真相的目的。首先，法官对事实的认知活动就是围绕证据而展开的，而证据的种类和形式、证据和收集、提供、审查和判断都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其次，法官对纠纷的最终裁判也是由法律调整的，法官必须严格地适用法律作出裁决。
　　2?程序性。由于法官的认知能力受到法律的调整，而要达到法律性的要求，必须严格按照程序法的规定进行认识活动。也就是说，举证责任的履行、质证、辩论的进行和审查、认证、作出裁判等一系列对案件的认识的手段和途径，违背程序，就有可能导致法官认识上的偏失和公正权威性的毁损。
　　3?诉权制约性。当事人在诉讼中享有诉权，由诉权产生认识上的权利，如陈述和辩论的权利。法官对案件的认识是在当事人的认识和判断的基础上形成和作出评判的。因此，法官的认识受当事人诉权的制约。
　　4?能动性。法官在法律、程序和诉权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消极的。法律的适用、程序的推进、诉权的行使都是在法官的能动主持和指挥下实现的，认识也应在这个过程中形成和发展。首先，法律是抽象的、原则性的规范，而案件则是具体、复杂的事实存在，如果法官不能能动地随着审判程序的进行而对案件事实作出认定并适用法律，也就不能达到个案的公正和效率。其次，任何法律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缺的，它本身存在漏洞，需要能动地理解和运用，这里法官对法律能动地理解和适用就成为法官认知能动性的重要体现。第三，法官既要遵守严格程序，但法官对程序的运用也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过程，诉讼是具体的，可能出现意料不到的情况，需要法官能动地运用和调整程序来合理地迅速地处理，使程序更有效地为诉讼的目的服务。第四，当事人的诉权受制于多种主客观条件和因素的影响，法官认知如果仅消极地适应诉权，或者消极无为，或者被当事人的陈述牵着走，造成认识的盲目性。可见，法官认知能力的主动性贯穿在法律性、程序性和诉权制约性之中，是法官认知能力系统的重要要素之一。
　　由于旧的审判方式过分强调法院在诉讼中的职权，法官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法官的认知过程缺乏与当事人认知能力相互反馈的机制，法官的认知能力在法律性、程序性及诉讼制约性和主动性上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失，与其所追求实体公正的价值目标并非完全相融，且在很大程度上是相背离的。由此可能产生的是法官认知水平的低下和公正品格的毁损。那么新的审判方式对法院的认知能力提出了怎样的要求呢?
　　首先，从法律性上看，在新的审判方式中，由于强化了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和辩论质证，这就强化了法官认知能力中的法律性要求。举证、质证、认证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的规定，法官也就必须全面地理解和掌握并适用法律，对当事人的辩论意见必须予以准确、充分的法律根据或理论加以说明，才能使裁判在法律公正的角度上令当事人信服。
　　其次，从程序性上看，新的审判方式强化了公开审判和庭审的功能，对庭审程序的设计更完整、更具体、更复杂、更严格，这就对法官的认知能力提出了更高的程序性要求。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识主要在庭审中进行，任何诉讼材料，都必须经过当事人在庭审中的质证、辩论程序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官要在庭审中完成他对案件事实的认知，必须具有较高的通过程序操作来达到认知的真理性的能力。
　　再次，从诉权和制约性上看，新的审判方式突出了当事人的诉讼主体地位，弱化了法院的职权，这就在一定的程序上理顺了当事人和法院的权力配置关系，从而也就要求法官对案件的认知过程必须始终以尊重当事人的诉权为原则，必须以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产生出的认识——陈述、辩论为依据，杜绝法官认识的武断专横。然而，新的审判方式是一种准对抗性的庭审方式，当事人又拥有较大的诉权，在诉讼中，法官处于中立的地位，当事人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常常会只提出以对己有利，对相对方不利的证据，不提出甚至有意压制对己不利的证据，甚至在某些场合下歪曲、曲解、捏造某些证据。这时，在法官面前出现两个以上甚至多个事实。法官要在这些真真假假的诉讼材料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这比旧的审判方式中的认识难度大多了。
　　最后，新的审判方式把法官认知能力的能动性主要落实到主持和指挥诉讼及释明权的运用以及对证据认定和适用法律作出裁判上，这就对我国法官提高认知能力水平提出了既是传统的又是崭新的课题。过去审判方式下，法官的主动性可谓极度膨胀，采用纠问及调查取证的方式来体现和实现认知的能动性；而新的审判方式把法官认知主动性的发挥正确定位在裁判者的位置上。这就要求法官在更高的层次上发挥其认识的主观能动性，以实现审判的高效率和实体公正。
　　(三)新的审判方式要求法官具有更高的诉讼指挥能力
　　所谓诉讼指挥权，是法院为了保证程序的进行而依照职权而操作的权能，是法院职权在诉讼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在旧的审判方式中，法官对案件事实的认定除了通过开庭审理外，还可以通过庭外调查，向领导汇报来实现。
　　在新的审判方式中，庭审程序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根据其要求，当事人的举证质证(法院调查、收集的证据也必须在庭上由当事人互相质证)、辩论、法院的认证都必须在庭上进行，为了保证程序顺利有效地进行，法官必须根据庭审的具体情况合理、正确地行使指挥权。这就对法官的素质提出了以下新的要求：
　　1?在庭审中应具有指挥当事人进行合理有效辩论的能力。这里说的辩论是广义的，既包括当事人之间对事实的辩论，也包括对纠纷的过错是非责任进行辩论。在庭审中，他们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或者把责任推给对方，或者陈述一些与案件无关的事实，或者虚构某些事实或理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当事人辩论的是事实问题，法官应具备根据证据的相关性、有效性、真实性等规则指挥当事人围绕争议的焦点进行质证和辩论的能力。如果当事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发言与本案无关或者重复未被法庭认定的事实，法官应当行使指挥权予以制止，防止当事人滥用诉权拖延诉讼。
　　2?其次，法官应具有恰当地行使阐明权的能力。阐明权是新的审判方式增加的一项审判权，是法官在主持庭审中发挥诉讼指挥权的一项重要内容，它意指在庭审过程中，当事人的主张或争议焦点不明确时，法官为了明了诉讼关系，可以对当事人就有关事实及法律上的事项进行发问并促其证明。但在庭审程序中如何正确行使阐明权，这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问题。什么时候向当事人发问，如何问，问什么，需要法官具有较高的法律素养和公正意识。阐明权用得好，可以及时明确当事人的争点，推进诉讼程序的顺利进行，实现诉讼的效率和公正；如果阐明权被滥用或不当行使，则会严重侵害当事人的诉权，导致审判天平的倾斜。
　　以上我们从实然与应然角度考察了新的审判方式对法官素质提出的三个要求，法官的素质除了这三个要素外，还需要具备独立的意识，节制、谨慎、坚韧的品质，限于篇幅，本文不再赘述。概言之，在新的审判方式中，法官素质构成是多方面的。其中，公正品格和高素质的法律认知水平是法官能适应新的审判方式，实现诉讼公正和审判高效率的关键。
　　新的审判方式对于实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都比旧的审判方式具有优越性。然而，有了一项好的制度不等于就能创造出一种好的结果，好的程序还须好的法官去运作才能达到其应有的功能。因此，提高法官素质，对于贯彻和推进民事经济审判方式的改革，对于保证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保证诉讼效率的提高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作者单位：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